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力量辨析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事业蓬勃发展。但是,过去由日本主导或作为“头雁”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中国的腾飞已荡然无存,东亚在经济合作中主导力量缺位。谁又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领导的作用?当前,中日尚不可能,东盟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可发挥统招者的作用。东亚各国以及其他参与国亦惟有借助于东盟这个主导平台,才能更好、更快、更顺利地走向区域经济合作和奔向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光明大路。     

中国参与东亚多边安全合作及其理论分析——以东亚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为例

冷战后，东亚地区兴起了以各种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为代表的多边安全合作模式。中国在10多年的参与过程中坚持东盟主导，遵循“不干涉他国内政、协商一致和灵活非正式”的东盟原则，重点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和防务对话，主张以建立信任措施为主要目的并探讨符合东亚特征的预防性外交。文章认为，中国应以主人翁姿态参与东亚安全合作，并以“10＋1”和“10＋3”机制为基础，广泛推进地区安全合作议程的创设，为东亚多边安全机制提供足够的物力、财力和智力支持。     

东亚合作发展概况及成果

今年1月13-15日，东盟系列峰会（东盟、“10＋3”、“10＋1”、中日韩首脑会议）及第二届东亚峰会在菲律宾中部城市宿务举行。该系列峰会本应在2006年12月中旬举行，但因台风等因素的干扰被推迟。本届系列峰会是在地区国家关系缓和区域经济合作加速大趋势的推动下召开的，取得了显著成果，进一步凸显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的新趋势。     

中国—中亚新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带构想

新丝绸之路交通走廊的初步建成,对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实现新丝绸之路从“交通走廊”向“经济发展带”的转型提出了新要求、创造了新空间。新丝绸之路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关联带动作用为目的的中国—中亚跨国带状经济合作体。目前,中国—中亚各国已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期,新丝绸之路的交通走廊初步建成,经济发展带的资源、产业和城市等支撑条件现已初具规模。合作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带,将为中国和中亚国家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最大程度地化解全球化风险,实现民族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机遇。     

2006年第二季度国际形势综述

一、大国之间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的态势明显。 美俄矛盾进一步上升。双方在独联体地区的争夺加剧。美国加紧推行“大中亚计划”，牵头召开中亚五国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参加的国际会议，力图构建由美国主导的大中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美国还加大对白俄罗斯的压力，招致俄罗斯不满。“古阿姆”组织升格为正式地区性国际组织，“疏俄靠美”的倾向进一步凸显。为应对美国的压力，俄罗斯加大经营中亚力度，先后邀请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访俄。加强战略和军事合作，扩大俄罗斯在中亚的驻军。美国对俄罗斯的警惕和疑虑也在增加。美国副总统切尼严厉指责俄罗斯的“民主倒退”和“能源讹诈外交”，被俄罗斯媒体称为开启了“第二次冷战”。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针锋相对，批评美国的扩张主义、军费开支和民主人权记录。     

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课题与展望

东亚合作要受到美国、中日关系、东盟等因素影响；针对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中、日、韩、印等国家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构想．亚洲区域经贸合作的加强以及最后实现4＋10的构想，将是亚洲国家在21世纪上半期势必实现的宏愿。     

中国与南盟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SWOT分析

中国与南盟国家地理位置毗邻，历来有着传统的经济贸易往来。随着南亚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开展积极的周边外交政策，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开展“10＋1”区域经济合作的示范作用，中国与南盟开始寻求一种更加积极稳固的经济合作。文章将通过管理学中常用的SWOT分析法来分析开展中国与南盟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各种环境，以期为双方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提供借鉴和指导。     

RCEP启动后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东亚转向

长期以来，亚太地区各国区域认同模糊、区域主义弱势发展、合作机制竞争性复杂，经贸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存在亚太路径与东亚路径的分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加速推进及其协议落地，标志着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东亚转向开始制度化。东亚务实的区域主义迈进新阶段。区域国家明确的区域合作需求，危机驱动的务实合作经历与契合东亚社会文化传统的软约束合作方式，在其中发挥了合力作用。从今往后，中日韩和东盟国家构成的“3+10”“东亚中心”将逐步替代领导力不足的“东盟中心”，实现东亚经济重心、经贸合作中心和功能平台的统一。东亚经贸合作将在区域认同增强、协商渐进的合作模式成为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加速发展，可望成为全球经贸规则和机制升级的新增长点，并在全球经贸秩序变革中引领平衡、协调、包容的价值转向。     

国际法视域下中亚水合作机制评析

作为一种区域性水合作制度,中亚水合作机制(URC)在《联合国国际水道公约》等国际水法的指引下,正在日益形成以《阿拉木图协定》主导的单向度水合作、《锡尔河水能协议》主导的互惠式水合作、《楚河和塔拉斯河协定》主导的共治式水合作等为主要内容的格局,通过推动该区域从无界限多边合作到有界限多边合作再到有界限双边合作的转变,实现了中亚水合作机制从区域多边主义向双边合作的回归。尽管如此,这一合作机制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区域水配给制有失公允、区域水补偿制形同虚设、跨界流域国水法体系及其实践不一,等等,从而严重影响了该区域水合作的制度整合,造成中亚区域水一体化进程的停滞不前。为此,中亚国家应积极采取措施,增强国家间相互信任,协调好跨界流域国的利益,兼顾本国企业发展和环境保护,通过发挥各国的水资源优势来建立水资源协调和能源补偿机制,借此不断完善中亚水合作机制。     

日本对中亚的势力渗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冷战后,出于能源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考量,日本不断加大向中亚国家的势力渗透力度,并以此作为配合美国经略中亚和牵制中俄的砝码。面对日本的战略包围态势,中国应在继续提升与中亚国家传统友好关系基础上,不断深化与中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层次,积极探索旨在打击“三股势力”的安全合作模式,并推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维护我国西北边陲安全。     

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阶段演进与中国的角色

澜沧江一湄公河是东亚重要的国际河流,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东亚经济合作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联合自强的典范.素有"东方多瑙河"之称的湄公河拥有区域经济发展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牵一江而动东南亚"的共同利益与关切,大河流域的合作开发在20世纪90年代初得到域内国家和外部力量的重视.至今,大湄公河次区域形成了复杂的合作机制,呈现多样性和多层次性①.     

论东亚货币基金的创建

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提上日程。《清迈协议》的达成 ,即“10 +3”(东盟 10国加中、日、韩 )框架下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陆续签定 ,标志着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 1步。然而 ,货币互换只是货币合作的最初形态 ,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 ,货币互换合作必将向更高层次的货币基金合作的方向发展。东亚货币基金的创建不仅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不久的将来EAMF一定会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框架下积极利用亚洲开发银行项目支持的对策研究

亚洲开发银行作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区域性多边金融机构,对消除亚太地区贫困,推动发展中成员的繁荣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如何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框架下继续借助亚行的支持,加速广西发展,值得深入探讨。     

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东亚区域合作外交

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中,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前,东亚区域合作外交正在成为中国外交中一个日益凸显的亮点。在新地区主义理论的视野中,中国提出新安全观,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出并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思想,为新地区主义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积极推进“10+3”合作,着力发展“10+1”;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建设,支持东盟为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所作的努力;以“10+3”机制为契机,深化中、日、韩三国合作。在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中,中国应在加快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让东盟国家从中切实受益;继续坚定不移地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发挥大国作用;切实按照《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处理同有关国家的海上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大力发展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切实推进三国次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建设性的合作精神发展中美关系。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深化:从“清迈倡议”到“清迈倡议多边化”

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对东亚国家的货币金融稳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并促使东亚国家加强区域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东亚"10+3"的财长们于2009年12月发表了有关"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的联合声明,决定成立采取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安排(SRPA)作为"清迈协议多边化"的具体形式.从2000年以双边货币互换为特征的"清迈倡议"(CMI)到以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库安排为特征的"清迈倡议多边化"过渡与发展,表明了东亚"10+3"货币金融合作进一步走向深化.     

区域旅游合作理论对广西北部湾旅游合作发展的启示

我国旅游业的竞争在经历了景点竞争、线路竞争、城市竞争3个阶段后，开始进入到第四个阶段——区域协同与跨区域竞争的新时代，区域整合体已经成为旅游业竞争的基本单位。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业的地区竞争是一种客观存在，其在区域发展与竞争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地区旅游合作是人们的主观能动，是应对竞争的积极行为。     

亚太地区合作的进展和中国面临的挑战

2010年亚太地区合作的几大代表性机制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是地区合作20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多重机制齐头并进使地区合作的形势日趋复杂，今后10年既是各地区合作机制发展的关键期，也是其分化、整合的关键期。对中国来说，认识参与地区合作与本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应对地区合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寻求对中国较为有利的地区合作机制，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探讨的问题。     

泛北部湾区域旅游合作机制研究

一、泛北部湾区域旅游合作的背景分析 （一）泛北部湾区域概念的由来 北部湾是南海西北部的最大海湾，指中国的广西沿海、广东雷州半岛、海南西部，以及越南东北部所围成的海域。为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奇葆于2006年7月20日提出以“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域”和“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两翼、以“南宁一新加坡经济走廊”为中轴，     

National democratization theory and global governance: civil society and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Contributing to a growing literature on democracy beyond the nation-state, this article draws on aspects of national democratization theory in order to analyse empirical processes of democracy. By combining insights from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case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While the ADB for a long time has been described as a closed, unresponsive and unaccountabl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 recent evaluation praised the Bank for its good practices concerning transparency, particip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The article use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highligh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ard-liners and soft-liners within the ADB and explores the role of different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actors in the processes that seem to have strengthened the democratic credentials of the ADB. While finding significant divisions within the ADB as well as amongst civil society actors targeting the bank, overall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actors, interacting with soft-liners within the ADB,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s, which in turn create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civil society activism. The reform processes, however, are best described as processes of liberalization – rather than democratization.     

组织文化视角下的亚洲开发银行研究

学术界对亚洲开发银行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是从组织文化视角的研究并不多见。从组织文化视角对亚洲开发银行进行研究在学理上和个案贡献上都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亚洲开发银行组织文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对亚行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决策机制等有更深的了解，而通过对上述问题研究的介绍，我们也可以找到亚行研究的新路径，开拓亚行研究的学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