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丝路”视角下的中国与全球卫生治理北大核心

在多次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不断提升公共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并加快融入全球卫生治理体系。随着"健康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和推进,其效应不断外溢并对国际双边和多边卫生治理合作产生深刻影响,有力促进了区域和全球卫生治理理念的创新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当前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既凸显了共建"健康丝路"的重大战略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对"健康丝路"的行稳致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为推动"健康丝路"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未来中国应以构建生物安全体系、完善国际多边治理架构和提升"健康丝路"机制化水平为建设路径,不断夯实"健康丝路"的基础和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     

新冠疫情考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在全世界的流行,威胁人类生命安全与健康,引发了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这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既是契机,也是考验。但不同层次上的国际合作状况有所不同,对全球治理的意义也有差异。从"促进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层面看,以联合国等为代表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上间接促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这次抗疫过程中的作用有限。在"卫生问题全球治理"层面,世界卫生组织利用专业优势,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支持全球公共卫生的治理"层面,比较突出的是东亚国家中中、日、韩和东盟国家在既有合作框架下进行了有意义的合作。非国家行为体积极投入国际抗疫合作,展现出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和潜力。中国政府和社会都积极参与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为全球抗击疫情作出了贡献。但因国际关系总体环境恶化,在应对疫情过程中,金砖组织并没有在已有的合作框架下启动应对疫情冲击的合作与对话。世界卫生组织因为个别国家的不负责任行为而受到指责,这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一个重大打击,也为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蒙上阴影。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与中国角色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凸显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此次疫情防控一方面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的诸多困境,另一方面也预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因此,全球治理体系亟须改革和重构,包括全球治理理念转变、全球治理主体调整、全球治理客体重心转移、全球治理规则创新以及全球治理动力再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在G20等多边机制下积极发挥抗击疫情的重要作用;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扩大中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影响力;建立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为全球治理树立信心和标杆;发展"一带一路"国际治理合作平台,着力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加强东亚区域合作抗疫,提升亚洲国家全球治理地位。总之,中国将与各国协作共同塑造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     

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治理机制研究

迄今为止,卫生治理的历史经历了国内卫生治理和国际卫生治理两种形式,但都无法应对全球化冲击下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因此需要创造一个新的全球卫生治理结构来促进政府间行动的协调。全球卫生治理有两个要素:第一需要通过国际人权机制中的健康权给全球不同层次的各类行为体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奠定具有共识性的价值基础;第二需要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国际法规则来促进多主体参与的合作协调机制。     

中国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路径分析——以中国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为例

2013-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爆发和流行凸现了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面对西非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突发的紧急需求,中国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并积极从多个方面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中国医药专家全力参加埃博拉病毒诊断试剂和治疗药物等的研制,中国政府向多个西非国家提供紧急物资和资金援助,同时支持和参与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多边体系。然而,从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角度看,中国国内防控传染病的能力尚有待提升,中国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参与国际传染病防控行动的意愿亟需引导和鼓励,中国对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多边体系的参与度和贡献还应进一步提高。由此,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领导力和国际声誉才会得以提高和彰显。     

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动因、困境与路径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参与全球治理问题凸显,成为该组织发展的新方向。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暴发,暴露出了现阶段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存在的诸多缺陷,该领域的合作亟须新的理念与思路。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上合组织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上合组织的公共卫生治理合作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有助于上合组织应对区域公共卫生挑战,塑造自身的国际形象,为公共卫生治理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案。同时,上合组织自身的制度缺陷、公共卫生问题的政治化以及现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不足,对上合组织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出了挑战。有鉴于此,上合组织在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过程中,要强调议程设置,完善自身的机制建设,加强同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合作,将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     

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卫生治理

为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威胁和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的功能失调、维持组织活力,二十国集团积极介入全球卫生治理,并成为推动全球卫生治理的新生力量。利用自身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机制优势,二十国集团在议程设置、多边融资机制建设以及影响相关多边机制等方面促进了全球卫生治理,但也面临着成员国间卫生优先事项存在差异、缺乏有约束力的监督机制等挑战。营造有利于全球疫情防控的政治环境、推动自身卫生治理机制化以及强化世界卫生组织作用,将是二十国集团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方向。     

美国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及其对世界卫生安全体系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以及甲流感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危机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如何促进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美国曾经在全球卫生安全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尚未形成清晰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政策。美国于2019年5月首次发布《全球卫生安全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全球卫生安全政策正式出台。该《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以应对传染病威胁为核心,呈现出了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全政府"路径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负担分担""美国优先"和反多边主义的思维。在全球卫生安全领域,各国已成为"因病相依"的全球命运共同体。有效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需要全球多边主义,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与全球卫生安全的实现之间存在张力。特朗普政府的上述思维不仅侵蚀了全球卫生安全体系建构所必需的国际政治合作基础,也恶化了全球卫生安全的融资体系,因此对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构成了挑战。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制度重叠及其应对之策

近年来,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彼此通过议题联结、成员联系和功能互动形成了密切的国际制度重叠,包括以世卫组织为核心的联合国诸公共卫生制度、以盖茨基金会等为代表的非正式公共卫生制度、以二十国集团为代表的涉卫新型国际制度以及特朗普政府试图打造的美式国际公共卫生制度。制度重叠是国际公共卫生秩序的结构性特征,可能会约束与限制世卫组织治理有效性的发挥。全球公共卫生议题的复杂性、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政治化倾向和世卫组织的治理限度决定了协同治理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为此,国际社会需要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坚持公共卫生多边主义,警惕美国另起炉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冲击。同时,世卫组织发挥协同治理功能的制度化需求迫在眉睫。此外,新型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制度是推动多元制度协同治理的重要力量,将发挥愈加凸显的关键作用。作为国际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的负责任国际承诺为国际公共卫生制度重叠提供了重要的协调路径,中国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贸组织、金砖国家集团等多边制度框架内的协调配合和相互支撑,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传染病全球化与全球卫生治理

全球化加剧了传染病的全球传播,构成人类安全的新危机.同时,传染病全球化也加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共同意识,迫使各国开展国际卫生合作,发挥国际法的作用;前国际卫生合作机制存在诸多缺陷,无法有效应对传染病全球化这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挑战;因此,应该确立更好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包括发展问题的解决,治理结构的多维化及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导.     

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南海“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

"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倡议的提出与实施,在理论上推动了新一轮国际发展合作、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在实践上则为全球海洋治理注入强劲的新动力并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新的向度与范式。然而,在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南海"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面临着治理主体乏力、客体局限以及机制薄弱等问题。为此,必须从鼓励多领域共同推动的"蓝色"合作、培育多元化紧密互动的"伙伴"主体、保障多层级合作联动的"关系"结构等3个方面入手进行优化。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互联网治理:巴西的角色与中巴合作

互联网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重要议题,巴西力求在该领域谋取大国地位。巴西互联网治理以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机制为核心,为互联网指导委员会和《网络民法》为两大支柱。巴西还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互联网治理,在拉美地区发挥引领作用,围绕"信息社会"概念,促进区域协调与合作,支持拉美各国加强本国的互联网监管和立法,协调拉美国家的立场,集体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反对美国的单边治理,基于多利益攸关方治理原则,主张建立公平、公正、安全的全球网络空间秩序。尽管巴西的互联网治理大国战略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中巴两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合作空间较大,双方可以提高"利益共同体"认识,强化双边立场协调;携手应对网络犯罪;加强信息技术创新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促进各自互联网产业发展;积极利用多边机制,求同存异,推广"两国共识"。     

中美对非医疗援助比较分析

卫生问题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人的安全、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都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挑战。传统的国际卫生合作基于功能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受到诸多因素制约，一种基于全球治理的更为开放、更具合作性的国际卫生合作方式正在诞生，卫生治理不再被主权国家行为体置于传统外交议题之外，而越来越成为全球外交的重要议题。卫生外交体现出外交关注人本身或“人的安全”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的外交伦理取向正在成为当今外交界的共识。中国和美国作为医疗外交行为体的两个典型国家，其医疗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索。     

东盟公共卫生合作的制度化路径与特点CSSCI

东南亚地区具有独特的经济、政治、自然条件,面临着一系列类似的地区性公共卫生风险,这一现实推动了以东盟为基础建立的区域卫生合作机制。在抗击跨国传染性疾病的过程中,东盟逐步发展出以社会文化共同体为基本框架的合作机制,并形成了通过联合宣言与声明带动具体领域合作的实践路径。在危机面前反应迅速、由具体成员国牵头开展信息交流与能力建设合作,以及借助区域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力量是东盟国家开展公共卫生合作的主要路径,体现了东盟的团结与对公共卫生议题的高度重视。但是,也应看到,东盟各国对主权的关切、跨部门协调不足以及地区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制约了东盟区域性卫生合作的制度化进程。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东盟及时启动了地区与跨地区层面的对话与政策协调机制,但在细化具体防控政策和组织集体行动上的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东亚公共卫生合作机制探略

东亚公共卫生合作机制是在东亚地区流行疫病不断暴发、危机四伏、公共卫生安全面临严峻的情况下产生的。并在积极探索新的多边对话与磋商机制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东北亚区域或次区域组织也通过各种途径,拓展公共卫生合作领域,积极加强与西方大国、国际组织等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拓展东北亚合作的时空维度。但由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原因,导致各国对公共卫生安全存在明显差异,严重制约了该地区公共卫生合作的健康成长。因此,为了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的大局,东亚各国必须抓住机遇,合理调动各种资源,适时制定东亚公共卫生合作的战略与对策。     

多边主义与东亚地区卫生安全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传染性疾病问题对全球社会的挑战日益凸显,东亚地区也不例外。问题的严峻以及全球性卫生安全机制应对能力的不足,在该地区催生了以国家为主体的区域性卫生安全机制。实践证明,多边主义在东亚地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过,为了实现更为有效的多边卫生安全合作,东亚各国仍然有必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并更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     

疫情冲击下的全球治理困境及其根源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凸显了国际合作的缺失。面对疫情冲击,不仅以G20为主要平台的大国协调机制和以WHO为中心的全球健康治理框架乏善可陈,欧盟、东盟、非盟、阿盟等众多地区合作框架也无所作为,各国重新回到国家主义的框架。大国间抗击疫情的合作不仅难以开展,还频频出现了责任转嫁、物资劫持、"脱钩"等现象。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治理机制设计存在赤字,医疗资源仍然集中在国家手中,国际机制缺乏调动国内资源的合法手段,造成治理能力不足。这一赤字在应对小规模的疫情方面尚可支撑,在应对全球性疫情方面明显不足,由此决定了各国在疫情冲击下除了回到国家治理轨道外别无他途。因此,疫情治理暴露出来的问题要求全球治理合作走向深度全球化的新阶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必将对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分析

全球治理是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而出现的一种世界秩序观.所谓全球治理,是指国际社会的多元行为体为了实现共同目标、增进共同利益,在全球层面的各个领域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而采取合作行动的持续过程.它强调世界的整体性特征,力图建立一个全球多行为体、多层面和多维度的治理网络.全球治理是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形成了新的多主体的互动过程.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兴行为体,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广泛参与了全球治理过程,体现了全球治理的价值和发展趋势.研究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网络中的角色、地位与作用,将有助于推动非政府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开展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广泛联系与合作.     

全球发展治理视域下的“一带一路”建设

作为全球发展治理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将国内贫困治理的有效经验融入全球发展治理的制度化进程,以广泛多元的国际合作助推经济增长新理念与包容发展新模式在全球的共享,体现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中国式发展观。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正经历转型,处在这一进程中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样面临来自权力结构、运行规制、能力建设与项目合作等方面的深刻挑战。全面建设"一带一路"、推动民生改善与全球发展,需要始终将人类发展共识作为核心建设理念,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贫困治理的有益经验,积极搭建与联合国主导下的各类发展机制的合作平台,重视发挥基层治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