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

当前美国国内进行的对华政策大辩论,对以往几十年间美国奉行的以接触为主的政策及效果进行反思与评估,辩论的参与者可大致分为强硬派、顺应派和维持现行政策派,各派代表人物都有自己不同的出发点和政策主张.这场大辩论反映出中美关系新态势的大背景下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的多元思考,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辩论虽必然会对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但不致引发根本性交化.     

现实主义与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对华政策

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对中国崛起的关注明显加强,并依据现实主义理论积极调整对华政策。新政策集理性现实主义和悲观现实主义于一体,呈现出明显的两面性和不确定性。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找动态的平衡点,是美国对华新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关键所在。随着中国进一步走向崛起,美国对华政策中理性现实主义与悲观现实主义之间的矛盾可能出现发展的趋势,对华政策的波动性和反复性也可能表现得较目前更加明显。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党派影响及其新态势

美国政治中的党派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这也明显反映在对华政策中。民主、共和两党在外交上不同的政策倾向,是它们在对华政策上有所区别的根本原因,而多年来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辩论,也主要以党派斗争的形式存在。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既有党派倾向因素,也反映出当前美国国内的共识。美国大选将近,正确理解美国对华政策中党派因素的影响,有利于准确把握未来可能的变化。     

人权还是知识产权: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

克林顿政府初期处于对华政策的十字路口。冷战结束,美国全面调整对外政策,把经济放到对外战略的首位,知识产权问题凸现。而对华政策背离这一主旨,把人权作为首要目标,并与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这种矛盾决定其必然改弦更张。以经贸为立足点的接触政策的确立,使知识产权问题再次回到中美关系的中心,美国经历了对华政策的一次重要转折。     

布什政府的对台决策部门简介

美国没有独立的对台政策,其对台决策附属于对华政策,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政府通过权衡对台与对中国大陆两方面关系进行取舍和决策。布什政府上台初期,以右翼保守派为主的国防部曾一度主导对华政策,试图架空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影响力,在台湾问题上显示出亲台反华的倾向。随着美国逐渐认识到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9·11事件”后中美战略合作空间的增大,布什越来越倾向于积极的对华政策,主张采取审慎态度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主导对台政策。 (一)布什政府对台决策的主要部门。与美国对华政策类似,美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有章可寻的对台决策机制。在布什政府各决策部门中,国防部和国会都主张积极发展对台关系,是台湾的“新朋”加“旧友”;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则重视中国的作用,不愿因与台湾靠得太近而开罪中国,主张克制谨慎     

美国传媒与美国的对华政策

美国传媒与美国的对华政策熊志勇这一段时间，关心和研究中美关系的人都会谈到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特别是美国各种媒介经常刊登批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和歪曲中国状况的文章。为此，一些在美国留过学和工作过的学者和记者专门出版了《妖魔化中国的背后》，①揭露这...     

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几种主要力量

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几种主要力量张中义美国政府和国会是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处于制定对华政策的内层。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的拓展和加深，关心及参与制定美国对华政策者越来越多。这些参与者主要有：利益集团、新闻媒介、中国问题专家及一些研究机构、公众舆论。最终出...     

布鲁金斯学会与克林顿政府对华接触政策

本文将讨论思想库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重点考察和解读布鲁金斯学会近十年来在美国对华政策几个重大问题上的"思想"输入和影响,为中国的美国研究者认识美国思想库如何影响美国政府对外决策提供一个比较具体的认识平台.     

美国年轻中国问题学者的“中国崛起观”

从佛兰兹·迈克尔（Franz Michael）、费正清（John K．Fairbank）和鲍大可（A．Doak Barnett）开始，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已经历经四代。进入21世纪，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特别是年轻学者在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中表现活跃。这一代的年轻中国问题研究者如何看待中国崛起，他们的观点将如何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制定，值得关注与研究。     

特朗普政府重构中美关系的抱负与局限

特朗普政府谋求从根本上重构中美关系,重置对华政策的前提与目标、框架与内涵、手段与方式,其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涉及面广、颠覆性强,严重削弱了中美战略互信,破坏了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扭转了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紧张、摩擦与动荡,使两国走向对抗与冲突的风险显著上升。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重构中美关系的努力也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这使其实现对华政策目标的能力大打折扣。随着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美国对华政策还将出现新的调整,中美关系的发展仍然具有很大可塑性。对中国来说,以稳健的实力增长为支撑,以合理的利益交换为出发点,以适合时代潮流的对外政策为工具,致力于塑造良性竞争、互利共赢的中美关系,是当下和今后对美政策的基本思路。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认同政治:一个案例分析

认同政治是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本文选择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作为案例,分析和考察认同政治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揭示这一政策失败背后美国方面所存在着的认知问题.     

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

虽然美国对华政策历来是随着其自身实力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它从来没有象冷战结束后这样摇摆不定，变化莫测。如果说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有明显的阶段性，每个阶段也非常稳定和明确的话，那么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则变得很不稳定了。美国趁１９８９年...     

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冷静的思考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史文研究员的著作《对美国的挑战:在21世纪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 Michael Swaine,America's Challenge.Engaging A Rising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rnegie Endowment,2011),全面、系统地论述了21世纪中美关系,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通过对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的分析来阐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构想和目标.     

日本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

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经历反华、友好合作到合作加防范的逐步演变过程.在日本对华政策调整中,国内政治与美国因素发挥着重要影响,而对华竞争防范与谋求经济利益则是不变的考量.在中国崛起、中日力量对比发生结构性变化、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消极面上升,经济联系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关键.两国关系格局近期难以根本改变.     

大变局下美国两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差异、影响与启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战略竞争为名全面遏制打压中国成为美国跨党派共识,共和党的特朗普政府开启了遏压进程,民主党的拜登政府则予以延续和发展。在实施该战略的过程中,这两届美国政府在目标、手段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特朗普政府更为极端和强硬,单边主义色彩更浓,不惜对华发动全面“新冷战”;拜登政府强调与中国长期竞争,在遏压中国的同时注重“管控竞争”。这种差异与两届政府的人事特质,以及两党的竞选策略、意识形态和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有关。两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差异,因包含一定的党派性因素而具有长期性。2024年大选后,如果共和党掌控白宫,美国对华政策将出现新变化。中国应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根据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国内政治机理,根据形势需要处理与美国不同政府、不同党派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美国军工集团与中美关系

美国军工集团在美国政治特别是对华政策制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冷战结束以来 ,在鼓吹“中国威胁”、游说国会武力助台 ,以及向美国政府兜售反扩散“双重标准”等方面 ,都直接影响着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安全困境"、均势理论与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

"安全困境"理论和均势理论是指导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理论.认识到这一点,将使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对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和一个全新的再认识.     

“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新调整与中美关系走向”研讨会发言摘要

“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新调整与中美关系走向”研讨会发言摘要〔编者按〕吉林省美国经济学会、吉林大学国际经济系、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５日共同举办了“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新调整与中美关系走向”研讨会。研究美国问题、亚太问题的部分在长专...     

对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分析和思考

作者从正在成形的美国对华政策、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特点和中美关系的趋势及若干审视等３个方面对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进行了分析和思考，认为必须客观全面地分析世界格局、亚太形势和中美关系的相互关系，从全面的长远观点看待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在处理对美关系问题上，始终做到不急不躁、进退有据。     

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看其对外政策

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两个基本要素,它们各自的内容和含义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矛盾。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就是这两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其走向是寻求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平衡。二次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也基本按照这个模式演变,但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