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末,促使中苏关系解冻的气候已逐步形成.从1979年开始走出对抗到1989年实现关系正常化,经历了10年过渡阶段.中苏关系第一轮谈判于1979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标志着对抗了20多年的两国关系发生转折.此后,沿着几条渠道向着改善的方向一步步取得进展:1982年重开国家关系谈判;1982～1985年的三次"葬礼外交";纽约外长会见;1987年恢复边界谈判;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改善关系的步伐加快.中苏两国于1989年按邓小平设计的方案实现关系正常化.中苏(俄)建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别国的新型友好合作国家关系,已成为冷战后大国关系的典范.     

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80年代末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苏两国的关系经历了十年结盟,二十年交恶、走向缓和直至全面正常化三个阶段.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调整对苏政策;1982年春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发出改善苏中关系的讯息.在双方的努力下,终于在1989年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     

中国的民间外交:历史反思与学术规范

由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渊源,作为与美日冷战政治斗争的手段,人民外交是传统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思想和重要实践形态.到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中日关系正常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外交转型为民间外交,形成了在社会基础培育和全面实现国家利益两个方向上配合政府总体外交的战略格局.然而,有关民间外交的学术研究严重滞后,其基本概念混乱和重要结论错误的状况需要在研究中进行历史反思和学术规范.     

论中苏关系恶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不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的外交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苏关系恶化,首先导致了中国外交的战略调整;其次使中国外交日趋激进,并于60年代后期发展到极端;再次,促使中国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最后,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联美反苏。     

中苏关系史的特点及其研究现状评析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中苏关系整整持续了43年，其基本特点就是高开低走最后到正常化。因此，一部中苏关系史，应当是以两国关系为纵轴展现中苏两党超越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之争并对与此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分析与评判，揭示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矛盾和两党在意识形态上争论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另外，还要注重如此复杂的中苏关系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从一个特殊角度来说明中国建国后头30年曲折发展的重要原因。     

论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与对外宣传、公共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不同,它是以一国政府为主体,在思想、教育、文化等领域,基于主体的平等性、方式的对等性和相互性、内容的相对真实性、目标的长远性,对他国开展的持续性的人员交流、文化传播和思想沟通,以渐进实现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化推广等目的的活动。人文外交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概念,强调包容与和谐以及以人为本,人文外交尚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发展。文化外交可分为思想外交、文明外交和文艺外交三个层次,其中思想外交效力最强,是文化外交的核心。近代世界历史表明西方在全球政治中的霸权地位离不开西方思想的扩张和征服,各种反抗努力的失败更显示了思想外交的强大力量。中国应该吸取历史经验,通过参与和推动思想和价值观的国际讨论、整合制度资源、集中力量服务思想外交、大力开展学术外交等方式加强文化外交,提升中国软实力,实现国家利益。     

正常化后的中越关系

进入２１世纪的第一年 ,正是中越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十周年 ,人们怀着喜悦的心情看到中越关系在友好合作的道路上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获得全面的发展。笔者就十年来的中越关系的有关问题略陈管见。一正常化后的中越关系十年的经历过程 ,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从１９９１年底到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９９１年 ,中越关系从不正常变为正常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转变后的初期 ,虽然不正常时期留下的问题较多 ,加上有些干部思想跟不上形势 ,而在这个阶段里 ,因领土问题、岛屿归属问题、海湾划界问题和捕鱼问题等等不断地发生…     

处理中美关系的范例--记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特使

198 9年 12月 ,正值北京“6·4”风波之后美国反华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布什总统派来的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 ,此事在钱其琛同志《外交十记》中已有记载。本文是作者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对小平当时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考和实践进行了回顾 ,他的体会 ,对我们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外交思想很有启示 ,特予发表。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形成及其丰富内涵

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丰 富和发展的。邓小平外交思想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又直接为这一亘古未有 的现代化事业服务。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 定性和自觉性。不断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开拓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关于吉林省同俄罗斯远东地区加强农业劳务合作的建议

吉林省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展农业劳务合作自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发展迅速。人数不断增多、合作形式广泛。但作为一种新兴的合作方式，尚存在一些制约因素，我方应加强对农业合作方面的管理，重合同、守信誉，树立良好的形象     

唤醒沉睡的马中关系（1970—1974年）：马中建交前马来西亚华人在社会与文化互动中的角色

本文借助多种资料与文献,分析了1970年到1974年间以李引桐和曾永森为代表的几位马来西亚华人以及一些马来西亚华人团体和个人的活动,试图探讨马来西亚华人怎样通过社会文化互动来促成马中建交。因此可见民间渠道或跨国社会文化互动与官方渠道是相辅相成的。社会和文化互动不仅唤醒了沉睡已久的马中关系,最后还迎来了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双赢局面。     

印尼对华关系的背景：1950年印尼与中国建交前后

本文论述了印尼哈达内阁执政期间印尼与中国建交的国内政治背景、国际政治背景和印尼国内的华人因素。正处于从联邦共和国向印尼共和国过渡的这一政治敏感期，使右翼的哈达内阁基于印尼的根本利益选择了与中国建交。但哈达的政治立场又使印尼对华关系摇摆不定。美国反对印尼发展对华关系使印尼当局受到巨大压力，但印尼并未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印尼国内两派华人的对立，对中印（尼）关系产生了两种相反的作用力，使印尼对华关系的背景更加复杂。本文借鉴了对外政策分析的某些理论，并依据历史事实，力图对印尼领导人在中印（尼）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Keeping a Foot in the Door: Britain's China Policy, 1945-50

Based on Britain and China 1945-1950 (DBPO, 2002), this article examines four major themes in Britain's China policy between 1945 and 1950: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s Chinese communism and China's civil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over China, attempts to restore and sustain British commerce in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The central feature of policy was to 'keep a foot in the door', even under a communist government, to protect British interests. Only modest success was achieved. British officials were divided over the issue of Chinese communism and Britain miscalculated the timescale in the ending of the civil war. The US administration proved largely uncooperative over China, and British commerce was eventually squeezed out. Hong Kong survived as a British colony. Amidst the considerable thought given to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and to Britain's ability to defend it, intelligence reported that the communists had no plans to seize the colony.     

Shipowners,ports and diploma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eece’s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paper analyses Greece’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highlights the crucial role of specific business interests in strengthening bilateral ties. Greek–Chinese political contacts, as well as trade, investment and touristic flows,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last decade. The concession of the Piraeus port to the Chinese company COSCO was the major turning point for the relationship. The paper notes a strong influence of shipowning interests in Greece’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system which has conditioned the development of Greek–Chinese relations.     

从外交部解密档案看中缅关系中的华侨问题

中缅建交后,受地缘因素影响,缅甸一直担心中国危及其国家安全,中国则力图将缅甸作为突破西方战略包围的突破口。20世纪50年代中缅关系中的华侨问题即是在这一大框架下演变发展的。1954年周恩来访缅后,双边关系发展迅速。随后,中方为消除缅方在华侨问题上的疑虑,在华侨国籍问题、华侨政治、经济作用、与缅人关系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努力,使华侨问题没有成为制约当时双边关系发展的障碍。     

试论1954年中印总理、中缅总理的互访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极力拉拢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组建针对中国的包围圈,为了应对这一情况,中国提出了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1954年中印、中缅两国总理互访就是落实“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举措。在互访过程中,中印、中缅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领导人着力消除了印度、缅甸在华人华侨、边界问题、亚洲国家共产党以及中美关系等问题上的疑虑和担心,从而促进了中印、中缅两国关系,巩固了亚洲国家的中立倾向,为亚非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世纪马来半岛的社会环境与华人秘密结社

19世纪马来半岛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人口增长飞快,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社会关系极不稳定,政治统治力量薄弱,社会冲突频繁不已。移民社会关系的重组和脆弱,以及社会的暴力化倾向,为超自然关系的、并带有武装暴力色彩的华人秘密结社提供了广阔的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