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华永道专家指点企业海外投资

在普华永道(中国)北京办公室,笔者采访了普华永道(中国)在爱尔兰设立的海外投资部主管合伙人安德鲁·奥卡拉汉先生,安德鲁·奥卡拉汉就全球并购趋势、中国企业在国际并购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及对策,回答了笔者的提问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观：逻辑特征与时代价值

近些年，全球治理遇到诸多困境，严重影响了全球治理效能的发挥。针对全球治理赤字和西方理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及融入世界的基础上，提升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在当前的大变革时代，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从整体主义世界观出发，系统地回应了全球治理在主体、客体、规则、价值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了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主体结构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用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解决全球性问题、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全球主义价值和人类共同价值等全球治理主张，反映了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系统性以及鲜明的时代特征，为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     

三大全球倡议的普惠性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属于全球公共产品，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理论、历史、实践和价值上的统一性。三大全球倡议符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与联合国承担的全球使命相契合，有助于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也为中国加强与联合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抓手。中国携手联合国积极推进三大倡议的落实，有利于全球合作，而且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更大贡献。     

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与中国角色

作为一个术语，“全球南方”是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热议和争论的理论问题；作为一种现实，“全球南方”是影响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的崛起，既有国际格局新变化的深层背景，也有非常浓厚的大国博弈色彩，同时为深化全球发展治理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促推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改革与务实合作。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普遍不满西方国家试图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主张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既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之一，更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还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当下则面临着严峻且复杂的国际形势：一方面，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借助分类、拉拢和施压等手段，试图分化瓦解“全球南方”乃至排斥和制衡中国；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渐增，自主发展意识和制度建设加强。鉴此，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并可基于自身发展经验，不断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新型南南合作，从而不断助力全球发展治理新架构的构建。     

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角色进阶北大核心

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经历了适应、贡献和引领的过程，从早期引入全球气候治理规范，到调整发展模式、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设置和建构全球气候治理新规范，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不断走向深入和公平公正，实现了“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角色进阶。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绿色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的表述是对中国近年来在生态保护和气候治理领域工作的总结和进一步的承诺。未来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引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气候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全球公域：不均衡全球化 世界中的治理与权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具有非传统特性的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在现有治理秩序下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需要协调全球各行为体一致努力进行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全球共治理念的贯彻，有助于实现全球共享安全。其中，网络、极地、外太空、公海等各个全球公域的重点问题领域，亟须全球做出协调努力进行治理。全球公域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战略增长点，为各国所重视。但是，治理中仍然存在着两类权力不均衡的情况，即参与治理的富国与穷国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参与治理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它们都影响了治理的效果。全球公域治理的制度安排受限于概念模糊、划界不清、权责不明的现状，大国权力政治的色彩很容易趁机充斥到全球治理的诸多安排当中，危机治理行为的合法性。     

数字全球化、数字风险与全球数字治理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全球数字风险和危机日益凸显，全球数字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紧迫议题。厘清数字全球化的概念和特征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当今全球化转型与发展的大势。数字全球化既为世界发展带来机遇，也容易诱发数字鸿沟、数字博弈、数字霸权、数字冷战、数字安全、数字垄断、数字极化、数字政治化、数字自由、数字隐私权等诸多数字风险。为有效应对这些风险，全球数字治理应高度关注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伦理、数字舆论、跨境数据流动、数字规则等重要议题，筹谋制定好全球数字治理战略和政策，努力实现数字世界的公平性、非歧视性、非霸权性、开放性、高效性，加强全球数字治理的问题意识，树立全球意识、时间意识、总体意识、创新意识、前瞻意识，在维护国家数字利益的同时促进全球数字福祉。     

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展、挑战与努力方向

进入新时代，中国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解决全球经济治理难题作出了诸多贡献。中国之所以能够将强大的经济实力成功转化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突出成就，关键在于顺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现实需求，以强大的决胜力、感召力，强化内外政策的联动、汇集各方伙伴、凝聚各方力量。但中国要在全球经济治理舞台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还面临着现行治理体系主导国的牵制、日益严峻的逆全球化趋势以及新兴领域治理难以达成共识等现实挑战。未来，中国需要在准确把脉全球经济治理的特点与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新环境与新变化，按照“十四五”规划的目标和要求，更好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乌克兰危机持续胶着和大国地缘竞争显著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地位等方面全方位崛起进程加速，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并已成为决定世界格局走向的关键变量之一。在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和变革的进程中，“全球南方”扮演了多极世界格局的平衡手、多维世界格局的博弈者和多元世界格局的指示器等重要角色。但也应该看到，“全球南方”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影响力仍面临诸多挑战：外部干扰过大与抗干扰能力不足、力量整合需求上升与机制化平台缺乏、维护共同利益与满足诉求多样化的矛盾。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中国坚定维护“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积极参与和引领南南合作，未来将继续为“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合作注入强大动力，推动“全球南方”成为未来世界格局更加重要的力量。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研究

全球经济不平衡的深层根源是近10年，尤其是最近5年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国际经济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全球经济不平衡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全球经济不平衡发展，生产国际化则扭曲了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真相。全球经济不平衡是一种“总体动态平衡”中的永恒现象。我们必须从“总体动态平衡”的视野看待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     

全球安全倡议对全球人权治理的启迪及意义

全球安全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关于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理念，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全球安全倡议贯通了人的安全、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三个层面的安全关系，强调安全的重点不仅包括国家安全，还包括个人和集体意义上的人民福祉。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并向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和发展领域延伸，成为多层面的安全概念。全球安全倡议与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一致，致力于解决国际冲突的根源，认为只有坚持共同、综合、可持续的安全观，消除不平等，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繁荣。中国秉持安全共同体理念，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国际社会协力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粮食供应紧张的原因和启示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和库存率急剧下降，引起农产品价格节节攀升。随着世界人口增加和耕地减少，主要粮食生产和出口国用大量农产品生产生物燃料，以及全球处在自然灾害频发期，全球粮价可能继续上涨或在高位徘徊。我国人多、地少，要进一步加强农业和粮食生产，确保农产品供应和安全。     

国际社会对全球安全倡议的多重认知与中国的推进策略

全球安全倡议是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中国方案。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后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相关分析对于全球安全倡议提出的背景、意图、价值、实施步骤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多方面解读。这些分析认为中国提出倡议的动机主要包括打造新安全秩序论、贡献安全机遇论、提升安全话语论、维护国家安全论及另起炉灶论等。全球安全倡议能够纠正国际安全秩序失衡状况，推动构建国际和地区安全新架构，同时动摇美国对国际安全事务的霸主地位，提升中国的国际安全话语权与地区影响力。当前，国际层面的分析从评估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的意图转向批判性地评估中国将倡议付诸行动的能力。总体上，国际舆论对全球安全倡议可行性的态度包括积极响应、谨慎乐观、中立观望、质疑担忧和否定抵制五派论调。国际负面认知的原因既有西方地缘政治安全的理论荒谬原因，也有美国追求对抗性权力博弈的实践霸道原因；既有国际倡议被误读的一般原因，又有安全倡议被误读的特殊原因；既有国际社会根深蒂固安全竞争的外部原因，也有倡议作为新理念尚待具体化的内部原因。基于“舆论—回应”机制，中国应理性看待这些负面认知，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消除部分国家对全球安全倡议的误解。坚持多方位传播，推动更多国家支持并加入全球安全倡议，打造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     

环境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体系

在全球非政府组织体系中，环境非政府组织是其重要组成部份。它围绕着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展活动，其兴起是对传统的全球治理体制在制止生态环境危机、解决环境问题上的无能所作出的反应，是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中的新因素，体现着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新的可能性。环境非政府...     

全球能源治理的功利主义和全球主义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大背景下，能源国际合作和竞争都是国际体系内的突出现象。2012年以来，中国的风电和光伏产业连续遭受欧美反倾销等制裁。新能源领域逐渐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的重要领域。这些事件背后的意图不仅是因为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已经影响到有关发达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和竞争力，而且折射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之间围绕新能源发展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加深对国际合作的需求，并为国际合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在应对全球能源环境挑战中，世界各国既有全球主义下的合作也有功利主义下的竞争。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能源外交政策应该包括全球能源治理、国际交流对话、双边合作等三个方面。中国要倡导能源全球主义的发展理念，通过合作共赢参与和塑造国际能源体系，积极推动全球合作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发展及全球能源的共同安全。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立论基础、内在逻辑与实践原则

进入新时代，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与命运的“高度关联性”是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时代背景和立论之基；多极化格局下国际秩序和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构性”是其得以践行的必要条件；安全以及发展利益的“非零和性”是其在国际交往中实践的根本性保障；国际合作的“扩散互惠性”是其实践动力；国际交往的“道德性”从观念层面为其提供了道义支撑。共商、共建、共享三者在逻辑上互嵌、内容上互构、体系上互济，是一个体系严密、层次清晰的科学理论体系。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蕴含明确的实践原则，即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公正合理为方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增加全球公共产品投入为路径发挥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率作用，以开放包容为特征打造全球治理多元叙事体系。     

中等强国的崛起与中国外交布局的调整

在大国主宰的国际社会里，中等国家的作用始终有限。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 着G20 机制跃升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该机制中的中等强国借机参与到全球决策进程中，崛起 为全球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后危机时代，中等强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提升，但在我国目前的外交 布局中没有中等强国的定位，因此我国外交布局需要调整，以适应变化的国际形势。     

国际新能源发展概况

为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加快了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本世纪初，面对持续增长的世界能源需求、大幅攀升的能源价格以及日趋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形势，全球再次掀起新一轮新能源发展高潮。特别是在目前全球陷入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刺激措施中的重点。     

当前全球银行业跨国并购情况与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银行业跨国并购（M＆A）势头强劲。进人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继续加强，全球银行业跨国并购进一步深化，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质与发展态势。     

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印度制造业优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受政治、经济、机制和自然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全球链变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得益于人口红利丰厚、投资环境改善、支持政策加码、中美博弈升级、中国经济转型等一系列利好因素，印度吸引了大量产业转移，推动了该国制造业发展。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尽管印度制造业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程度还较低，但其中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竞争优势在增强。这对中国造成了增加供应链风险、阻碍经济增长、制约科技创新、加剧贸易摩擦、激化政治风险等威胁与隐忧。中国应采取制造业升级转型、打造内需市场、深化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数字化等举措以维持中国在全球链变中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