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制度设计中的规范与理性

国际制度设计日益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一项重要的议事日程和研究议程.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之内,忽视了社会规范因素在国际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借鉴组织社会学中新制度学派的理论,探讨了规范在国际制度设计中的作用,指出强意义合法性机制与弱意义合法性机制是国际制度设计中规范与理性相互作用的两种形式.强意义合法性机制是指构成性规范通过塑造行为体的思维方式和社会身份,进而成为国际制度设计中行为体无需考虑就加以接受的"理性神话".弱意义合法性机制是指限制性规范通过影响行为体利益计算的方式作用于国际制度设计的过程,行为体出于对声誉和责任方面的考虑,会限制一些纯粹出于物质利益追求的国际制度设计行为.     

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一个国际—国内制度互动的解释

本文首先界定了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各种情形: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其中,国家正向参与国际制度包括加入、遵约和非自愿违约三种情形;国家反向参与国际制度包括游离、有意违约和退出三种情形.接下来提出一个解释国家如何参与国际制度的国际一国内制度互动的理论框架,将国际结构和国内结构的相关变量设为常量.本文关注国际制度的国内分配效应及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和利益差异,认为能够获得国内政治博弈胜利的行为体集合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国家的国际制度参与选择.     

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

文化已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维度。在建构主义国际政治学理论中 ,文化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社会学习而共同拥有的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等共有知识或集体知识。文化结构的研究包括规范、制度、认同等一系列范畴。本文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主流学派的国际政治理论为基础 ,试图阐发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的互动 ,以及与国际安全之间的构成性关系。     

个人行为体与国际体系分析

当前国际政治研究的主流理论--体系理论,基本上是以国家为行为体的,这不利于合并研究国内国际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国际体系行为体的分析,重塑"国家决策者"的概念,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国际政治的体系研究,即通过分析体系层面的个人行为体,将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在体系层面上结合起来。本文认为,"国家决策者"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进行的社会性互动和政治性互动(即他们的实践活动),是观察和理解国际政治的起点和重要方面。     

论"主体间世界"

"主体间世界"是指行为体进行观念互动所构成的共有知识的体系,聚合着人们的理解、解释、意愿和认同,其中不乏有友善与敌意,还有规范与违抗.由于行为体的内在观念不能直接观察,但作为行为的指导会以某种外在形式表达出来,并以可以感知的形式进行互动,因此要解释"主体间世界",就需要说明观念的内在属性与外在属性."主体间世界"作为行为体身处其中的文化环境,对行为体有着全方位的社会化影响.在国际环境中,国家实施对外政策始终要把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同对体系的观念影响的评估结合起来.     

理解国际制度的几个问题

行为体互动领域政治性的高低,决定了其相互依赖状态的属性。积极的相互依赖有利于合作,而消极的相互依赖则不利于合作。行为体谋求与他者相关的利益,就可能形成对共同利益的一致认知,以协调政策并采取集体行动。行为体稳定的合作会形成制度化进程,国际制度能够对行为体发挥管制和社会化作用。制度所涉及的领域会导致制度外行为体的参与互动。制度内外行为体的利益与意愿决定着制度的变迁。由于成熟的国际制度具有惯性,因此制度的改革往往是困难的过程。     

试析共有利益与国际秩序的稳定

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看,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取决于"共有利益".它在国际体系中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其价值在于能够调节或平衡权力、制度与身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共有利益"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使良好信息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提高,有助于缓解"囚徒困境"."共有利益"为各行为者提供了一定的"公共空间",可以起到减压、减震或舒缓矛盾的作用.它还能增加承诺和安全预期.由于"共有利益"的生成与获得是建立在多边机制或网络之中,它有利于规范行为者的行为,塑造承诺的遵守,强化结果预期,并保持国际秩序转换的稳定.     

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欧洲化"——一种新制度主义的分析

进入21世纪,海外库尔德工人党在欧盟的制度结构影响下,从暴力活动群体转型到和平的社会运动.欧盟独特的制度结构和治理机制是库工党转型的原因,并且使该党成功地将自己的诉求传达到欧盟的决策层面.欧盟的制度结构包括:欧盟成员国层面的制度和规章、欧盟层面的制度,以及成员国和欧盟两个层面的制度互动.而土耳其的入盟要求又促使海外库工党成功地通过欧盟向土耳其施压.欧盟的治理模式是由市民社会、利益集团、欧盟机构和各成员国政府等各个行为体的复杂互动来实现的,这种独特的治理结构也为海外库工党的政治诉求提供了机会.     

国家声誉与国际制度

本文试图从声誉的角度来探讨冷战后各国参与国际制度的问题。文章首先详细阐述了声誉因素的概念,并重新界定了国际制度的定义,然后指出国际制度与声誉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随后运用上述理论系统地解释冷战后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行为动力。本文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国际体系处于变迁之中,体系中的国家之间展开了位势竞争。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构良好的声誉,是国家进行位势竞争的有效途径。     

北极治理的国际制度竞争与权威构建

国际制度能够推动国家围绕某一北极治理议题进行合作与协调,从而规范国家行为。随着北极治理的实践理念从自助式的“丛林法则”向合作式的“制度法则”演变,国家面临遵循何种国际制度的选择困境,而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则是国际制度权威性的基础,这促使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的主导国和参与国,都致力于提升国际制度的权威性,以维护本国的北极利益。“国际合法性”“国际认可度”与“制度刚性”是判断国际制度权威性的重要指标,而权威性差异造成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呈现出层级结构。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分为国际规则竞争、国际组织竞争、国际秩序竞争三个阶段,当前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主要处于国际规则竞争阶段。由于北极治理具有议题局限性,国际规则供给呈现出相对过剩状态,这必然导致国际规则之间、倡导国际规则的国际行为体之间进行竞争,这亦是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变迁的核心动力。未来权威型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构建包括域内自理模式、公约治理模式和协商治理模式。北极利益攸关方之所以围绕国际规则设置权和国际组织主导权展开竞争,既是源于捍卫本国北极权益的考量,更是为了构建符合本国长远战略利益的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