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积极和平主义的实质

安倍政府在国际社会宣扬所谓"积极和平主义",表面上是在国际社会建构日本式的普世价值观,本质上却是在理论上与道义上编织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工具,扩大共同防范中国的盟友,并促使地区及国际体系变革朝向有利于日本发展的方向转移。与此同时,安倍政府以军事扩张为主要切入口,意图缓和复杂多变的国内矛盾,扭转日本衰颓的长期趋势,并修正日美关系的部分非对称性,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和平主义是虚伪的,充满保守主义与扩张主义的显著特征。在所谓"积极和平主义"的遮掩下,安倍政府急于突破以和平宪法和日美同盟条约为代表的、限制日本军事扩张的内外部制度束缚,并在硬件和软件上积极扩充军备,为日本军事的"走出去"搭建牢固平台。此外,安倍政府还向国内民众灌输保守主义思想,营造有利于日本军事扩张的整体右倾社会环境。     

安倍政府修宪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修改和平宪法是安倍晋三右倾政治的核心。安倍政府推动修宪,有着长期积累的、复杂的远期背景,即历史、社会、法律根源,这些社会根源长期根植于二战以后的日本社会。近期背景包括社会、国际和安倍右翼政权执政。其中领导者个人因素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安倍认为提振经济并非易事,只有树立修宪的旗帜,才能使自己执政时间更长。经过国内外多层博弈之后,安倍顽固地坚持修宪路线。修宪的核心目标是要删除宪法第九条,获得对外交战权,建立国防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不受任何束缚的、全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为此,安倍政府不断进行舆论准备、政策准备和组织准备。如果修宪成功,日本将拥有国防军、交战权,并施行"积极和平主义",将成为一个强势的日本、危险的日本,在客观效果上将带来亚太地区安全上的某些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引发地区动荡和军备竞赛。但是,在安倍执政期内,很难实现修宪的目标,其成功的概率只有40%。不过,即使安倍政府推动的修宪不能成功,自其执政以来到现在所推动的修宪,也已经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了消极负面的影响,引起了地区国家之间的猜忌和关系紧张,也导致这些国家在心理上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备,同时推动了东亚地区实际军备竞赛的出现。     

日本武器出口政策的演变及前景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在武器出口领域逐渐形成了以"武器出口三原则"(下称"三原则")为标志的限制政策。该政策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独特保障,并有助于日本对外树立和平主义国家形象,成为其和平国家的招牌,但同时也导致日军工产业"加拉帕戈斯"化。12014年,安倍内阁决议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并以此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成为日本武器出口新指针。     

解析安倍“摆脱战后体制”战略——以日本国内为视角

2012年底,以"摆脱战后体制"为己任的安倍再次入主永田町。在半岛局势多变、中国崛起、美国重返亚太、日本国内也危机重重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下,为实现"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目标,安倍内阁大力推动修宪、强化军事力量、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安倍"摆脱战后体制"的实质是改变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定位,谋求日本的"正常国家"地位,目的是颠覆现有地区秩序,确立日本的地区领导国地位,这必将会极大地威胁亚洲乃至世界局势的稳定。     

安倍政府的安保战略:目标、路径及前景

安倍政府奉行积极主动的安保战略,目标是建设"自立"、"强大"的日本;构筑平等、双向的日美同盟关系;在"积极和平主义"的幌子下,为国际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日本从内外两个维度实施该战略,对内推进以修改和制定安保法制为核心的"软件"建设,强化以自卫队防卫能力建设为核心的"硬件"建设;对外强化安保外交,推动军事安全关系多元化,重视自卫队硬实力的"软"运用.日本主动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借用朝核危机和"中国威胁"延长日本战略机遇期,将部分达成"强大日本"的目标.但在国内外诸多力量要素的牵制下,日本将不可能达成自主制宪或修宪且摆脱对美单向依赖的"自立"目标,也无力成为地区和国际事务的"积极"塑造者.安倍执政下的日本仍将以现有矛盾和争端为着力点,不时主动制造、煽动地区紧张局势,为其积极主动的安保战略服务.     

“积极和平主义”背景下日本ODA政策的调整与影响

在"积极和平主义"理念的指导下,日本的ODA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呈现出由"经济开发型"向"战略支持型"转变之势。新一轮调整在援助目的上更加注重对日本外交、安保的支持效应,在援助领域上解除了对支援他国军队的限制,在援助对象上突破了发展中国家的界限,更看重对日本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安倍政府此轮调整的主要战略考量是,基于ODA自身战略功能的扩大,从而使之服务于日本"正常国家"化的战略目标,并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来制衡中国。对于中国而言,日本更具针对性的ODA增加了周边外交的复杂性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竞争压力,需要通过树立亲疏远近的外交意识,打造援助—投资范例和适度扩大军事援助来进行积极应对。     

浅析安倍内阁的东南亚安全外交

第二次安倍内阁上台后对东南亚地区开展了积极的安全外交,从外交观念和外交行动上对日本与东南亚的安全外交进行了重构,并以"海洋安全"和"中国威胁"为抓手,使双方的安全合作更为广泛和深入。这种安全外交政策的推行与日本国内加快重整军备步伐息息相关,同时也受到美国、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在这一安全外交的影响下,日本的防卫力量将得以增强,但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有加剧之虞。因此,中国应积极应对,确保周边局势与地区安全秩序的稳定。     

论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及“后安倍时代”政局走向

2018年9月20日,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举行了总裁选举。此次选举是在安倍晋三内阁长期执政过程中形成的"安倍一强"支配体制下展开的。在竞选过程中,现任总裁安倍与前干事长石破茂形成了"单挑"格局,双方围绕着修宪推进路线、如何评价"安倍经济学"以及政权运营方式等政策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在党内派阀势力及基层组织的普遍支持下,加之受到社会舆论的积极评价,安倍再次以大幅优势赢得总裁选举。日本政局演变由此进入"后安倍时代",安倍内阁将如何进一步引导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安倍修宪路线的推进以及"安倍之后"的继任人选等问题,需要密切关注。     

安倍外交调整动向及未来中日关系

2017年10月,日本自民党再次赢得众议院选举,为安倍政权稳定执政至2021年带来希望。胜选后,安倍在坚持推行既定施政方针同时,对外政策出现调整变化。其中对美由"亦步亦趋"转为"主动配合",在国际地区秩序问题上开始由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安倍对华政策也明显趋向务实,但消极面犹存。安倍政权对外政策调整,既是为因应国际地区格局变化,更是出于加快推进其国内政治议程需要。日本外交政策调整动向为未来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带来新契机。     

第二届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政策评析

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对东南亚展开了积极的外交行动。日本领导人频繁访问东南亚,向东南亚国家提供了数目可观的援助,还利用人道主义救援等方式扩大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存在。日本此举意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围堵中国,扩大地区影响力,谋求"入常"。日本这些意图受到东盟国家的大国平衡战略、日本的历史认知以及战后国际秩序等因素的制约,其实现并非易事,但安倍政府仍将继续实施目前的东南亚政策。     

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战略意图、路径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解禁集体自卫权意味着当美国及其他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在遭受攻击时,日本自卫队可以将其视为对本国的攻击而予以反击。安倍意图通过这一方式,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并进一步实现"重振日本"的政治大国化目标。但行使集体自卫权超出了宪法第九条允许的"自卫所需最低限度"范围,因此除非修宪或修改宪法解释,否则此举即被视为违宪。而鉴于修宪的门槛较高,使得他认识到无法一蹴而就,只得采取切香肠的方式,改以不断变通妥协争取部分进取的中期渐进和长期稳打的路线。现阶段,其目标是通过修改宪法解释来有条件地行使"限定性集体自卫权"。与此同时,为降低国内外对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疑虑,以增强支持,安倍一方面打出了"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以漂白自己,另一方面又刻意抹黑中国,将之渲染为威胁日本及周边安全的假想敌。可以想见,此举势将进一步导致本已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     

日菲关系新发展及其动因

安倍政府重视构建与菲律宾的"强化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在日本积极进取型外交推动下,日菲政治交往日益密切,安保合作不断深化,经贸合作转型升级,人文交流更趋活跃。日本积极发展对菲关系旨在提升自身地区内的政治地位,对冲"特朗普冲击"的消极影响;落实日本海洋战略,建立"海洋大国";以日菲关系牵制中菲关系全面深入发展。日菲关系的快速发展既是日本为达成国家战略目标而推动的结果,也是菲律宾政策回应的产物。菲律宾对提升日菲关系同样有所期待:增强外交弹性,提升国家影响力;推动军事现代化进程,降低对单一国家的过度依赖;助力国内经济发展。受地区秩序调整、美国政策等因素影响,未来日菲关系仍将呈现不断强化态势,但不可能向结盟关系发展。     

东盟国家应对日本安倍政府印太战略研究

印太战略是日本安倍政府"积极的和平主义"的重要内容和主要表现形式,"日美澳印"四国联盟是该战略的重要外交成果。随着印太战略的发展,东盟各国逐渐被纳入该战略之中,东盟各国对安倍政府倡导的印太战略的政策成为该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目前来看,在东盟国家中,越南、新加坡、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对该战略持欢迎支持立场;缅甸、马来西亚、老挝、菲律宾等国对该战略持观望态度;东盟组织对该战略采取谨慎渐进的政策措施。四国联盟的发展、官方开发援助(ODA)的实施、《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合作的持续、海洋领土争端为安倍政府印太战略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与契机,该战略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将呈上升趋势。     

积极型变位战略:安倍政治与日本的战略转型

正重新思考日本,已成为当前世界的一个潮流。安倍政权的一系列举措,使日本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更引发了对日本的战略争论。这些争论的持续,已使人开始重新审视战前日本和战后日本、冷战时期的日本和冷战后的日本、20世纪的日本和21世纪的日本等战略深层的问题。由此,"日本问题"已经超出了狭义的范畴,成为一个涉及层面更广泛的国际性问题。一、重新审视安倍与"安倍政治"     

日本积极和平主义政策研究

为应对所谓日本周边安全环境严峻局面,消除对日本的威胁,确保国家和国民的安全,日本政府提出了积极和平主义政策。日本相继完善了实施该政策的基础,包括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等。但日本积极和平主义政策的实施,主要受到经济和政治的制约,尤其在消费税增加后,日本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缺失实施该政策的经济基础。同时,尽管在内阁决议中指出了修改日本安保法制以适度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基本方向,但由于党派意见不一及国民反对,国会审议完成这些安保法制的修订工作之路并不平坦。所以,积极和平主义政策前景依然迷茫。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过程及战略意图

日本老牌保守政党自民党谋求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由来已久。安倍上台伊始,就逐步将修改宪法解释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变成内阁决议案。"日本安全保障法"的生效,意味着日本自卫队赴海外可随机行使集体自卫权,以武力攻击形式维护和保障本国安全或同盟国的安全。为了恢复日本因二战中侵略他国而"丧失"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谋求废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安倍等保守派政要力图通过行使"集体自卫权"达到修改宪法第九条、使日本成为拥有军队和交战权的"正常国家",最终谋求政治军事大国的目的。可以说,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质变,已对东亚和平稳定与安全环境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日本谋求“战略自主”:举措、动因与制约

安倍重掌政权后,日本加速"正常国家"化,战略自主性显著提升,国家形象乃至政治范式为之一变。安倍政府力促日本战略自主化,背景主要是2017年以来国际环境巨变的综合冲击。日本推进战略自主的举措,突出体现在"同盟之外"的政策经略:在国际战略上主导全球自贸规则与秩序重构,在地缘战略上主推"印太战略"构想,在大国关系上主打"日中协调"倡议。日本谋求战略自主的动作令世界关注,但也面临着日美同盟、地缘政治、安全认同等内外因素的制约,其影响既有消极性,也存积极面,中国对此应积极引导塑造。     

战后日本"和平主义思想"的演变及其特点

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想"具有特殊的内涵和特点,它对战后日本发展道路的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想"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60年代的"现实主义和平论"和70年代的"安保效用论"使建立在"和平四原则"基础上的"和平主义思想"发生蜕变,而90年代以来的修宪思潮更使"和平主义思想"受到极大冲击,使之面临严峻挑战.     

安倍的国家主义及其政策实践

国家主义对近代日本政治有过重要影响,它的极端化是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日本的国家主义改头换面再现出来,并一直贯穿在社会思潮之中.安倍两次担任首相以来,显露出浓厚的国家主义意识.安倍的国家主义既具有国内、国际双重背景,也有家族政治基因的影响,它一出笼就不断贯彻到安倍政府的内外政策中,对日本国内及地区秩序产生冲击,消极后果不断显现.     

解禁集体自卫权：安倍内阁年度最大挑战

2012年末，安倍以较高人气顺利进驻永田町，所推出的“安倍经济学”为其赢得了暂时民望和长期执政预期。同时，安倍通过渲染中朝等周边威胁、制造东海和南海联动、强化日关同盟等博得民意和社会基础，开启了作为其夙愿的解禁集体自卫权进程。解禁集体自卫权涉及修改宪法、国民投票法等一系列法律环节，关乎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和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走势，直接影响日本能否成为正常国家和强化军备成为军事大国。因此，解禁集体自卫权注定成为安倍内阁年度热点和焦点大戏。与此同时，面对中韩等国家的反对，安倍以及日本政坛和社会进一步右倾化的风险与挑战也陡然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