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区秩序构建看日本的新安保法案

2015年是日本的国家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一年。在安倍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日本制定了新的安保法制体系。该体系以所谓"积极和平主义"为核心,将日本被动的专守防卫变为积极进取型防卫,使日本成为影响地区乃至全球秩序走向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力量。由于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是以历史修正主义为思想根基,新安保法案彻底颠覆了日本和平国家的基本架构,不仅使日本自身成为地区秩序中的不确定因素,也使日美军事同盟变得更具有危险性。     

安倍政府的安保战略:目标、路径及前景

安倍政府奉行积极主动的安保战略,目标是建设"自立"、"强大"的日本;构筑平等、双向的日美同盟关系;在"积极和平主义"的幌子下,为国际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日本从内外两个维度实施该战略,对内推进以修改和制定安保法制为核心的"软件"建设,强化以自卫队防卫能力建设为核心的"硬件"建设;对外强化安保外交,推动军事安全关系多元化,重视自卫队硬实力的"软"运用.日本主动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借用朝核危机和"中国威胁"延长日本战略机遇期,将部分达成"强大日本"的目标.但在国内外诸多力量要素的牵制下,日本将不可能达成自主制宪或修宪且摆脱对美单向依赖的"自立"目标,也无力成为地区和国际事务的"积极"塑造者.安倍执政下的日本仍将以现有矛盾和争端为着力点,不时主动制造、煽动地区紧张局势,为其积极主动的安保战略服务.     

安倍价值观外交的海权向度解构

安倍价值观外交是安倍晋三内阁在当前国际体系中以西方普世价值观为政策工具来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以遏制中国的崛起并实现日本在海洋领域战略扩张的外交战略与实践。第一次安倍内阁通过价值观外交在亚太地区创设日美澳印、美日澳、日澳以及日印等四个安全保障合作机制对中国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战略包围并实现日本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上的海洋战略扩张。第二次安倍内阁重启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在推进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合作的基础上积极插手南海问题给中国维护南海主权与和平解决南海争端设置障碍。安倍在亚太地区构建针对中国的海洋军事同盟,从太平洋与印度洋两个战略向度上实现对中国的海上战略包围与遏制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     

日本的防卫政策

二战后,日本根据和平宪法的相关规定,实行“专守防卫”的战略方针,并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国防支柱,向国际社会承诺“不做军事大国”,防卫力量的发展“保持在自卫的范围内”。然而,近几年来由于国内右翼势力抬头,和平主义思潮逐渐被新保守主义所取代,扩充军备、自强自卫的呼声高涨,一些基本防卫政策已名存实亡。日本军费每年高达近5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日美同盟重新定位,军事合作层次提高;日本在地区安全合作与对话中积极主动,极欲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主导;根据2000年12月出台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表明日本正在迈出扩军的步伐。     

“积极和平主义”:日美同盟的福音?

日本"积极和平主义"表面宣称要扩大国际贡献,进一步融入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其实质是扩军备战,结果必将终结战后以来日本式和平主义路线,给东亚地区安全带来重大不稳定因素。对日美关系而言,这一政略在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共同应对中国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增强日美之间的摩擦和猜忌。     

安倍政府修宪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修改和平宪法是安倍晋三右倾政治的核心。安倍政府推动修宪,有着长期积累的、复杂的远期背景,即历史、社会、法律根源,这些社会根源长期根植于二战以后的日本社会。近期背景包括社会、国际和安倍右翼政权执政。其中领导者个人因素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安倍认为提振经济并非易事,只有树立修宪的旗帜,才能使自己执政时间更长。经过国内外多层博弈之后,安倍顽固地坚持修宪路线。修宪的核心目标是要删除宪法第九条,获得对外交战权,建立国防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不受任何束缚的、全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为此,安倍政府不断进行舆论准备、政策准备和组织准备。如果修宪成功,日本将拥有国防军、交战权,并施行"积极和平主义",将成为一个强势的日本、危险的日本,在客观效果上将带来亚太地区安全上的某些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引发地区动荡和军备竞赛。但是,在安倍执政期内,很难实现修宪的目标,其成功的概率只有40%。不过,即使安倍政府推动的修宪不能成功,自其执政以来到现在所推动的修宪,也已经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了消极负面的影响,引起了地区国家之间的猜忌和关系紧张,也导致这些国家在心理上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备,同时推动了东亚地区实际军备竞赛的出现。     

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向及影响

近年来,安倍政府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帮助东盟南海声索国提升海上防卫能力,挑战中国南海维权行动合法性,寻求与美国在南海战略对接。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主要战略意图是:制造地区紧张局势,为其摆脱"战后体制"提供借口;多层面牵制中国,强化日本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巩固日美同盟。虽然介入南海问题也面临诸多牵制因素,但日本不会轻易罢手。日本搅局南海给中国以"双轨思路"解决南海问题增添复杂性,加大中国在东部战略方向上的军事安全压力,也使中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及塑造国际话语权面临更多挑战。     

日本国际安全战略的新动向及其影响

菅义伟政府的国际安全战略沿袭并发展了"安倍路线",其以印太地区为重点,升级日美印澳"指导性安全联盟",深化多边多层安保体系,强调经济安全保障议题,强化供应链安全,并经历了从反对构建"亚洲版北约"到利用多边围堵制华的路线转变。国际形势和印太权力格局新变化、美国对盟国的政策调整,以及推动战后日本安全战略转型和迎合国内政治需求等是菅政府调整和深化国际安全战略的主要动因。菅政府的国际安全战略在能力和框架上均存在缺陷,背后的安全理念也不符合时代潮流,难以获得地区国家的广泛支持,但其产生的复杂影响需要重视。     

日本政局与中日关系走向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4年12月日本举行了安倍再度执政以来第二次大选,安倍领导的自公执政联盟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第三次安倍政权于2014年年末正式启动。安倍着眼于长期执政,未来将会继续沿着修宪扩军、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的右倾道路前进,而"一盘散沙"的在野党难以对其进行有力牵制。大选后安倍在对华关系上频频曝出消极言行,中日关系乍暖还寒。中日两国领导人2014年11月举行的两年来第一次正式会晤所营造的关系解冻氛围遭遇打击,安倍今后能否继续坚持中日四点原则共识、能否真诚改善对华关系有待检验。日本同其他邻国关系方面的前景也依然不容乐观。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和日本战败投降70周年,安倍拟于8月15日发表所谓"安倍谈话",其内容和观点值得中国和国际社会予以关注。     

安倍再度执政后的中日关系展望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手中握有改善中日关系的机会,但在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背景下,其对华政策仍可能受到日本右翼和鹰派的影响。安倍内阁企图通过加强日美同盟,在中国周边开展所谓"价值观外交",构建针对中国的战略格局,在钓鱼岛问题上迫使中方让步。安倍最大政治目标是修改日本宪法,为日本对外使用军事力量铺路。近期在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同时,也会谋求缓解紧张关系,防止局势失控。若2013年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很可能推动修改日本宪法。中日关系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前景不容乐观。201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中日双方信守条约,妥善处理钓鱼岛争议,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和东亚和平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举措与影响

安倍政权以修宪强国为目标,利用中日钓鱼岛争端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积极谋求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有关"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决议案,明确改变了日本政府过去对集体自卫权"虽拥有,但不能行使"的宪法解释,这不仅会从根本上改变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道路"及"专守防卫"安全政策,而且将与日美同盟体系的强化发生联动,给亚太地区格局带来冲击。     

试析日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扩张——从“反海盗”到“保卫”两洋海上通道

本文通过研究日本相关法律、政策文件及其实施状况,论证2001年小泉首相倡议缔结亚洲"反海盗"协定以来,日本立足马六甲新加坡海峡和索马里亚丁湾,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反海盗"为契机,构建海上安全合作框架,逐步扩大军事和准军事存在的战略性举措。同时,深入剖析安倍政府宣示"保卫"海上通道的方针政策,解读安倍任首相一年多来极力推进的海上通道战略外交,总结日本加强两洋战略扩张的特点。     

自民党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

安倍上台以来，迎合日本国内民粹主义思潮，修正正确对待日本侵略历史的“村山讲话”和关于日本对强制慰安妇有责任的“河野讲话”；强化日美同盟的军事职能、安全机制；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扩充军备；积极拉拢与日本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和对日本有战略意义的亚太国家，营造“自由与繁荣之弧”，等等，表明安倍对华采取先包围施压、后改善获利的外交政策。     

安倍内阁“重启”日本宇宙战略——从和平研发技术到“军事利用宇宙”的演变

日本近年不但加强陆海空军力建设,而且在海洋、宇宙及网络空间不断推行战略扩张。本文阐述日本宇宙领域45年的发展进程,从日本宇宙战略的形成过程,解读日本从和平研发宇宙空间技术,到"军事利用宇宙"的政策演变,论述日本"准天顶卫星系统"与日美宇宙安全合作问题。重点剖析安倍第二次内阁"重启"宇宙战略的计划,以及打破"行使集体自卫权"禁区后的宇宙战略的"升级"问题,总结日本推行宇宙战略的特点。     

日本武器出口政策的演变及前景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在武器出口领域逐渐形成了以"武器出口三原则"(下称"三原则")为标志的限制政策。该政策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独特保障,并有助于日本对外树立和平主义国家形象,成为其和平国家的招牌,但同时也导致日军工产业"加拉帕戈斯"化。12014年,安倍内阁决议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并以此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成为日本武器出口新指针。     

战后日本国家战略演进及岸田内阁战略走向

二战后日本不得不放弃武力扩张的国家战略,但伴随形势变化,日本不同当政者的治国方略则不相同。围绕是维护宪法、优先发展经济、重视国际协调,还是修改宪法、增强军事力量、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等,存在两种不同国家战略倾向。其背后则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战后,日本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经济、科技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外交则受制于美国而缺乏自主性。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开始借助美国,努力成为亚洲领导国家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非所谓摆脱美国的"正常国家"。21世纪以来,安倍晋三的国家战略目标是对内推动修宪,使日本成为"能战国家";对外构筑"自由开放的印太",制衡中国。菅义伟内阁继承了安倍的国家战略。岸田文雄执政后在延续同一国家战略的同时,会展现何种特色,值得关注。     

日本太空安全观的演变

日本太空安全观经历了重要的改变。冷战时代,太空技术主要限于"和平利用",以显示遵守《和平宪法》,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换取国家安全。冷战结束前后,日本自卫队先后多次参加维和行动,以及为美军提供支援,但是发现没有天基资产是与美军存在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自卫队要求利用天基资产为国家安全服务。朝鲜进行弹道导弹与核活动,严重威胁到了日本国家安全,为日本自卫队开发军事太空系统提供了机会。同时,国会通过法律允许太空军事利用,为国家安全服务。这是日本太空安全观的重大变化。此外,《美日联合防卫指针》和美国的亚太"太空再平衡",要求美日进行太空安全合作,确保国际太空安全,为国际和平服务。这样,日本的太空利用扩大到太空安全领域。日本太空安全观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日本战略趋向与中国的应对

中国持续和平发展,日本走向衰落之途,中日关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日战略相持将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其结果既取决于中国和平发展的质量提升,也取决于双方的战略选择与部署。日本的战略趋向具体表现为:全球战略收缩,东亚战略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目标,致力于深化美日同盟关系,加强防务部署和对外军事合作。有鉴于此,面对日本的战略趋向,中国应善加应对,加强全球议程上的倡议和塑造能力,积极锤炼大国心态,确立更具针对性的东亚地区战略,以长远眼光处理中日关系。     

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

日本的对华外交深受国际体系和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影响。由于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竞争加剧,以2017年为分水岭,第二次安倍内阁领导下的日本的整体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从"战略制衡"向"战术避险"方向的转变。在2017年以前,日本为了联美对华实施"战略制衡",在外交方面,以"印太战略"孤立中国;在安全方面,加强岛屿防卫能力和强化日美同盟;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冷淡态度。在2017年以后,在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对华实施"战术避险"。在外交方面,加强印太战略的开放性、领导人互访和对华自制;在安全方面,继续强化国防上的内部制衡;在经济方面,有条件地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并对华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展望未来,令和时代的日本将是一个拥有部分战略自主的中等强国,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维持与中国有距离的交往,力图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角力中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后冷战时期日本亚洲外交的布局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的亚洲外交可以概括为:小泉强化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安保战略使日本的亚洲外交陷入死胡同;安倍的"价值外交""新基轴"虽然表现出一些灵活性,但没有脱离小泉时期的外交实质。福田康夫上台,可能意味着小泉-安倍亚洲外交路线的终结,但日本的亚洲外交布局总是取决于其国内的政治走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