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区合作机制的竞争态势与挑战

近年来,中亚地区合作机制呈现“竞争化”趋势,这不仅是大国主动塑造的竞争性多边主义,也是中亚各国主观上默许的地区合作模式。通过大国之间的国际制度竞争,中亚国家能够赢得更多自主性,也能够更好地实施其多向平衡外交政策。这种制度竞争趋势表现为:美俄均致力于提升“C5+1”制度化合作的水平以维持地区均势;欧盟多措并举强化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机制以赢得更多机遇;地区强国积极发展与中亚的合作机制以谋求更多利益;中国扩大与中亚国家的合作范围以打造全方位合作体系。中亚地区合作机制的竞争主要受到地区安全环境变化、大国关系变化、中亚国家外交政策变化三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大国将加大对地区资源的竞争以获取投资收益,也将重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塑造地区治理规则。中亚国家将持续提升外交自主性,以便赢得更多发展机遇。     

五年来的乌克兰外交

1996年7月库奇马任乌克兰总统两周年,8月乌克兰独立5周年。5年来,前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现总统库奇马根据乌克兰地处北约与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其他国家交叉点,受东西方制约的特点,制定并实施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但库奇马的外交政策较前总统更灵活、更具有实用主义特色。他一方面表示乌将继续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保持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强调乌不是东西方政治和军事集团的缓冲国,而应充当西方与俄、与独联体其他国家之间的桥梁,绝不做“原料附属国”,要以“完全平等伙伴”的身份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从国家利益出发,在美国和俄罗斯中间搞平衡,在独立的基础上面向东方又不疏远西方,加强与世界所有国家的交往和合作,特别注重经济实效,使外交工作出现了好局面。     

乌克兰危机下俄罗斯加速“转向东方”北大核心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由于美西方在短时间内对俄罗斯实施全方位脱钩,俄在外交、贸易、能源、基建物流、身份认同等加速“转向东方”。此次“向东转”时间之紧、程度之深、意义之大绝无仅有,但前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目前看,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将永久“背离西方”,也不意味着俄罗斯只倚重“东方”,更不意味着俄罗斯的国家身份将发生彻底转变。相反,作为“世界主权中心之一”和“独特国家文明”,俄罗斯将更多依靠自身力量,在国际秩序变革期肩负“独特的历史使命”。     

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的中亚政策评析

土耳其是影响中亚地区的重要外部行为体，中亚也是土耳其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关键地区之一。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在新的整体性外交战略的基础上调整了其中亚政策，对中亚的投入和关注度仅次于中东。土耳其的中亚政策目标主要有三：将中亚塑造为“战略纵深地带”,以此为本国“全球性大国”构想提供支撑；推动中亚能源西运，将本国塑造为全球能源枢纽；力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积极参与中亚事务，配合“东向”的整体性外交政策转型。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土耳其采取了包括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安全外交以及能源外交在内的多重政策工具，推进与中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以此保障中亚政策的实施。土耳其的中亚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特征，即政策布局上的国别圈层性，政策工具运用上更倾向于文化手段以及通过平衡战略保障政策实施。从中亚博弈的未来趋势来看，土耳其虽然目前通过采取议题对冲策略实现了中亚政策实施的大幅度推进，而一旦乌克兰危机结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趋缓，土、俄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甚至将重塑中亚大国博弈格局。     

从俄格冲突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危机政治经济学”——俄罗斯与大国关系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008年发生的俄格军事冲突对俄罗斯与西方大国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同一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也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受到巨大考验。这两场看似没有联系的重大危机都表现出俄罗斯在危机形势下不甘示弱的态度，也折射出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合作与竞争的复杂状况。所谓“危机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无论是摆脱军事冲突，还是金融海啸式的危机，大国间的合作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是“新冷战”，还是“20年危机”？——俄罗斯和国际政治

普京总统执政后认识到普里马科夫“竞争性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消极作用以及其言论和现实的巨大脱节，转而奉行可定性为“新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模式。尽管俄罗斯的政策始终保持着新现实主义传统，普京仍然坚持俄罗斯应以自己的方式融入西方国家共同体。但伴随国力恢复和经济政治状况臻于稳定，俄逐渐背离其新现实主义议程而越来越变成一个希望修正国际体系的国家。俄认为西方始终延续冷战思维，孤立、遏制俄。西方出现了政策上的四大失败，即政治失败、策略失败、认识失败和文化失败，这导致失去了将俄融入国际霸权体系的良机。世界面临进入新的大国集团对立时代、国际体系重回冷战结构的危险。由于冷战结束后主要战略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国际社会可能进入新的“20年危机”。     

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评析

长期以来,西方一直是饿外交的重心所在.但2014年初的乌克兰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的外部环境,俄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为摆脱困境,同时寻找国家发展的出路,俄罗斯“转向东方”,实质性地提升了亚太在其对外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在政治、经贸、军事等方面积极与亚太国家合作.“转向东方”战略对俄突破西方孤立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经济上成果不彰,也使不少俄罗斯人感到失望.展望未来,俄罗斯“转向东方”的进程不会逆转,但俄与亚太国家关系的深化面临不小阻碍.同时,俄“转向东方”绝不意味着“背离西方”,而是提升对东方的关注,从而在东西方间更加平衡.     

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及启示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一年来，对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均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逐渐崩塌，国际政治的阵营化和国际经济的逆全球化趋势增强，全球军备竞赛愈演愈烈，新军事技术的运用正将人类引向一个“新的战争时代”。美国利用乌克兰与俄罗斯打代理人战争，借机强化同盟体系，稳内、笼欧、制俄一起推进，成为这场危机的最大获益者。在西方支持下，乌克兰的战斗能力和战斗意志大增，俄乌双方均不会轻言求和。俄乌僵持将导致冲突长期化，进而推升核战争的风险。与此同时，谈判控制危机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危机向欧洲提出了战略自主重要性的命题，向亚洲国家发出了警惕美国在本地区挑起新的代理人战争的警告。中国发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和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为当事方走出危机和国际社会构建持久和平提供了新思路。     

俄罗斯的“世界新秩序”论与外交选择

俄罗斯对世界新秩序的构想是同俄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大国复兴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的。俄国内对于当今世界和世界新秩序有四种观点，其中“多极世界”论和“美国单极世界”论对俄外交影响最大。独立以来俄在如何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方面，外交政策选择存在三种取向上的论争，并在事实上构成了俄外交政策演变的三个阶段。普京外交的实用主义即“利用对手的力量为我所用”，这同普京的国家利益观相关联，也是俄罗斯从现代国家向后现代国家转变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这决定了它的两重性和矛盾性。对“多极世界”构想的预期是多方面的，但叶利钦时期的多极化外交无论从主观动机还是客观反应均被更多地赋予了对抗性和制衡性，普京执政后开始将其转向理性而务实，更加注重大国协调和多边合作。     

保守主义强化：俄罗斯对外政策态势

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想的政治实质是在尊重历史传统基础上，走符合俄罗斯国情的发展道路。普京执政以来，保守主义逐渐发展为主流官方意识形态，成为当前俄罗斯内外政策的核心理念。保守主义既是俄罗斯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以巩固和加强大国地位、成为世界一极为目标，又是俄罗斯外交中的道义旗帜，体现了其对外认知和价值体系。在保守主义思想指导下，俄罗斯外交政策具有鲜明的进攻性，加大了反击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力度。乌克兰危机再升级后，保守主义作为俄罗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对外交政策产生全面影响。在美西方极限制裁和孤立的背景下，俄罗斯将外交目光转向非西方国家，欲以此为基础打造新的国际秩序。     

当前俄罗斯的东亚政策研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从向西方“一边倒”转为东西方平衡的“双头鹰外交”,东亚在其整体外交格局中的地位上升.俄罗斯东亚战略的主要目标是要成为东亚大国,其政策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驱动和影响：一是基于对国际和地区均势的追求,二是出于本国平衡发展的需要,以及对自身面临威胁的认知.中俄关系是俄罗斯东亚政策的重心,同时它也积极发展与东亚其他行为体的关系.俄罗斯与东亚的关系在过去十多年里稳步提升,但也面临着俄远东地区开发困难重重、融入东亚经济空间进展缓慢、国内意见分歧等诸多挑战.在世界战略重心东移的背景下,在当前因乌克兰危机而使俄与欧美的地缘政治冲突激化的情势下,俄罗斯将会进一步加强其整体外交政策中的东亚维度.     

拜登政府对俄政策演进的特征、动因及限度

拜登执政初期，美国对俄政策出现新变化，呈现明显的双轨特征。一方面，拜登政府以价值观为引领继续对俄保持强硬；另一方面，美国一度寻求构建“稳定且可预期”的双边关系，积极推动美俄战略稳定对话。然而，乌克兰危机迫使拜登政府不得不二次调整对俄政策，联合盟友通过全面制裁和政治孤立实现“弱俄“以“遏俄”的战略目标。传统建制派回归及两党执政理念差异，对俄战略“三观”的延续与调整以及中国、欧洲等第三方因素是拜登政府对俄政策演进的主要动因。乌克兰危机长期延宕导致美国战略界逐步出现对俄政策反思，国内民众也更不愿承受对俄强硬的代价，美国对俄政策存在一定回调空间。但由于美俄面临地缘政治和战略认知冲突、结构性矛盾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束缚，美国对俄政策演进有其限度，美俄关系难以本质逆转。同时，乌克兰危机引发美俄欧新一轮剧烈互动与博弈，深刻塑造大国关系格局，中国应在变局中抢抓机遇，为自身发展塑造良好的外部战略环境。     

试析乌克兰语言政策的去俄罗斯化

独立后,乌克兰历届政府均实施了“去俄罗斯化”语言政策,主要表现在通过语言立法降低俄语地位、缩小俄语使用范围以及改造乌语等方面。究其原因,乌当局将打压俄语作为矫正历史上语言强权的工具、缓解国家认同危机的途径以及乌俄关系中外交博弈的手段。由于乌境内俄语居民众多、俄语地位在乌俄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语言政策受到国际组织监察等因素的影响,乌克兰未来语言政策的去俄罗斯化将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2013年普京外交的主要特点

2013年普京外交展现四大特点：（一）自主外交个性鲜明，在叙利亚危机中大显身手普京复任后，在外交上保持鲜明个性，强调俄外交必须奉行独立自主性，要以维护俄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国际公平原则，尊重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权威性，反对未经联合国授权武力干涉他国内政，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核扩散等。俄罗斯的这些外交政策和原则充分体现在对叙利亚问题的解决上。     

浅析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的影响

乌克兰危机是2014年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出大戏，从“二月政变”、亚努科维奇出逃到克里米亚公投入俄，从乌东局势恶化到马航坠机，从西方全面制裁到俄罗斯“反制裁”，剧情跌宕起伏、高潮迭起，至今不断发酵演绎，未来前景仍不明朗。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2014年以来俄内外形势的变化。从时间的纵轴来看，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的“国运”既有剧烈的短期影响，亦有深远的长期影响。本文拟从外交、经济与内政三个方面分析乌克兰危机对当前俄罗斯的影响。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大国博弈及其对国际安全格局的影响

2013年11月，亚努科维奇宣布拒绝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引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继之而来的是亚努科维奇下台、克里米亚公投入俄、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宣布独立，以及东部地区的武装冲突。乌克兰危机具有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矛盾，既有乌克兰的国内矛盾，又有俄、美、欧之间的大国博弈。梳理乌克兰危机的演变过程，分析乌克兰国内因素和俄美欧大国博弈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对乌克兰局势的走向和国际安全战略格局的新变化做出判断，并提出中国应如何对待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危机中的价值观冲突

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发端于是否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地位协定,表面上是各派政治力量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分歧,但实质上代表着冷战后不同价值观在乌克兰的一次剧烈冲突。本文认为,价值观是影响人们对国家社会发展的观点和看法,因此乌克兰危机是价值观冲突的结果。导致价值观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社会主体利益分化是其社会基础;西方文明与传统斯拉夫文明认同差异是其文化基础;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与俄罗斯的保守主义价值观竞争是其政治基础。乌克兰危机反映出构建核心价值观对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外部大国正是利用乌克兰多元混乱的价值观矛盾,将危机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最终导致国家政权更迭和族群分裂的悲惨下场。     

中亚局势的现状与前景

奥巴马上台后调整了美国全球反恐战略,中亚五国纷纷向西方国家靠拢,中亚局势出现不利于俄的变化。中亚五国密切与西方国家关系是出于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其未来走势将受阿富汗问题解决进程的影响。从长期看,俄仍是中亚五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中亚五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政策不会改变。     

乌克兰危机的前景、影响和中国的应对——“乌克兰危机走向及对大国关系的影响”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年底乌克兰政府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引发乌克兰独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新政权重新启动"西进"进程,激化了国家东西部矛盾,引发领土流失、国家分裂、内战和本国经济濒临破产一系列严重后果。俄罗斯、美国、欧盟纷纷介入,俄美欧关系面临严峻考验,俄美形成冷战后最严重的大国对抗。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和世界经济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为了推动乌克兰危机及其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增     

叶利钦外交言论摘编(1992年11月～1994年3月)

俄罗斯基本上执行的是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但没有收到“融入西方社会”、“迅速走向市场经济”的效果,反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据此,俄当局不断根据情况进行调整。1993年5月叶利钦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基本原则》,同年11月联邦安全会议通过了《俄联邦军事学说基本原则》,确定了俄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突出了民族利益、大国地位和全方位外交。12月12日俄罗斯新宪法通过后,叶利钦表示他将“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安全和领土完整”。现将叶利钦近一年多来的外交言论摘编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