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思潮及其影响

坚持冷战思维的新保守主义,突出反共意识,强调“历史终结论”、“共产主义失败论”和“道德政治论”,鼓吹“单极稳定”和“霸权领导”;提倡西方价值观为特色的新自由主义,挑战传统现实主义,强调“文明冲突论”、“人权高于主权”,并按西方价值观建立国际制度与规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鼓吹第三条道路等是冷战后国际政治思潮出现的3种新动向。作者对此从国际关系构架学理以及实践上进行了服人的剖析。     

“修昔底德陷阱”:认识误区与战略应对

从理论角度来看,“修昔底德陷阱”是现实主义尤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即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国际冲突和战争.从政治战略的视角回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起点,格雷厄姆·艾利森等西方学者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对雅典和斯巴达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类比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误区:实力决定论、战争获益论和双边关系论.这三个误区分别涉及“修昔底德陷阱”形成的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和范畴因素.中国应规避“实力决定论”的理论陷阱,把握战略主动;坚持以改革开放战略推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崛起;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性管控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     

亚非复兴进程与世界地缘政治演变

当代亚非复兴进程,其实质是近代以来亚非地区各民族追求独立与复兴进程的历史延续,是亚非发展中国家希望实现国际体系更为平等、公正发展,实现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平等交往的当代发展.中国和非洲同时开启复兴进程,并在这一进程中加强团结与合作,成为新世纪国际政治领域的重大事件,由此导致世界地缘政治出现结构性变化的新趋向,其历史意义与影响已开始逐步显现.中国、非洲和西方国家应以全新的思维、政策和方式寻求跨区域的多边合作,以共同推动非洲的和平与发展乃至更具广泛意义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国际关系研究也应从观念、理论和政策等多个层面来积极回应当前世界地缘结构的变迁趋向.     

拉美政治现代化进程新探

本文较系统地总结了拉美三次现代化浪潮中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 ,回答了政治学研究中关于“西方民主普世论”是否有道理的问题。作者认为 ,拉美现代化进程中反复出现“民主—专制”周期性交替的现象以及近年来不断发生政治危机的事实都证明 ,西方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政治并不符合拉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拉美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不应该是“移植”或“嫁接”西方的民主制度 ,而是要发扬战后拉美人民的制度创新精神 ,创造出符合本国国情的、有足够政治优势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新的民主制度。     

试析俄罗斯亚太新战略

俄罗斯制定亚太战略的背景是亚太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美国强势重返亚太以遏制中国崛起;欧洲陷入债务危机不能自拔.俄罗斯亚太战略的目标是: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参与亚太政治安全体系和机制的构建,在中国与西方和亚太国家的博弈中起第三方平衡作用;在经济方面,积极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面向亚太市场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其中后者占主导地位.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并没有因此彻底改变,欧洲仍然是俄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伙伴.俄将更积极地参与亚太地区事务,使俄远东乃至整个俄罗斯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非洲:全球化还是西方化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 ,全球化对非洲的冲击更明显。对非洲而言 ,全球化实质上就是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在非洲的全球化进程中 ,西方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及其所掌握的国际机构利用“援助”力压非洲国家在政治、经济诸方面作出符合西方意愿的“改革”。在政治方面 ,西方的压与诱是促使非洲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外部原因 ,然而 ,一旦非洲国家实行了政治民主化 ,却不一定能够得到援助 ,在非洲 ,西方式的政治变革常常是不受欢迎的。在经济方面 ,由于西方国家规定的改革模式收效不佳 ,也招致非洲国家反对。非洲的全球化反对者寄希望于联合国的帮助及非洲区域政治经济的振兴     

乌克兰危机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乌克兰危机是当前最为引人注目的国际政治问题。本文概述了乌克兰危机的起因及发展过程,并从内部的特殊历史文化与民族矛盾、外部的地缘政治势力干预以及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实质的角度,探讨了冷战后乌克兰政治民主化进程所遭遇的挫折及其原因。基于当前极为复杂的内政外交背景,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发展带来诸多重要的启示:首先,非西方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深受国际政治势力的影响;其次,民族和宗教问题复杂的国家实行民主选举制度更容易导致政治混乱乃至国家分裂;再次,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以一国的特定文化作为支撑;最后,选举不是解决中国当前发展面临问题的万能药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外交理念的演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巴西国内经济、政治发展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以及民主化进程中新兴政党的成长乃至取得执政地位,巴西外交理念发生了重要的转化.虽然外交传统并未发生断裂,但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冷战时期的内向发展、与外界保持距离的外交逻辑逐步为一种通过融入国际体系追求自主和利益的国际议程所取代.21世纪初,将“社会议程”纳入国际事务并重新塑造发展中国家认同的尝试也极大地改变了巴西外交行为和国家形象.     

世界知识权力结构与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谱系的建构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 ,不仅面临着世界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的挑战 ,而且面临着世界知识权力结构的挑战。本文分三个部分对世界知识权力结构与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谱系的建构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 ,以期回答西方为何以及如何成为世界知识权力结构的生产者 ,而中国为何以及如何成为消费者。文章的结论是 :知识转化以及社会科学的重新建构是一种价值选择 ,西方社会科学的形成及其制度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 1 50年历史表明 ,中国的“社会科学”在目前以及未来的发展也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政治选择     

世界知识权力结构与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谱系的建构(续完)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不仅面临着世界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的挑战,而且面临着世界知识权力结构的挑战。本文分三个部分对世界知识权力结构与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谱系的建构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以期回答西方为何以及如何成为世界知识权力结构的生产者,而中国为何以及如何成为消费者。文章的结论是:知识转化以及社会科学的重新建构是一种价值选择,西方社会科学的形成及其制度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150年历史表明,中国的“社会科学”在目前以及未来的发展也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政治选择。     

"颜色革命"背景下媒体之争与俄罗斯形象问题

21世纪,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情况下,国家形象在国际政治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塑造国家形象的主要工具之一是大众传媒。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媒体的力量存在着差距,因此在西方的媒体攻势中俄罗斯处于守势。为了挽救俄罗斯逐渐显现的形象颓势,更好地应对“颜色革命”,应对外来思想的渗透和侵袭,俄罗斯政府一方面加强媒体控制,整合传媒机构;另一方面也积极整合力量,投入人力和物力,加强对外宣传,以改善俄罗斯的政治形象,增加对外、特别是对独联体等周边国家的吸引力。     

非洲民主化制约因素透视

非洲民主化进程受到非洲社会内外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商品经济不发达使非洲政治民主先天不足;部族政治的痼疾使部族因素与政党、政权和国家等政治因素缠绕在一起;军人干政的传统对非洲政治民主化进程有不利影响;民主政治文化的缺失以及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决定了构建民主政治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深度依赖国际援助以及西方援助方冷战后将发展援助政治化使非洲民主化进程深受“外力推动”的影响。非洲民主化进程必须在逐渐克服这些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才能健康发展     

2012年国际战略形势评析

2012年,世界乱象丛生,国际战略形势纷繁复杂,表现出若干值得予以特别关注的新特点,包括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美国以全球收缩为基调的战略调整基本明朗;国际乱局以大中东为基点,分别向东、向西沿欧亚大陆南缘的海洋地带扩散;多极化及区域一体化皆陷入停滞甚至倒退;“西方化”、“民主化”明显退潮;第三次工业革命渐成气候;中东地缘政治重要性下降、亚太及中国的国际地位继续上升,等等。鉴于导致这些国际战略形势新特点的总根源及一系列基本条件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些新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来5-10年国际战略形势演变的基本趋势。     

挑战与应战:变化中的日本政治

伊拉克战争、朝鲜核问题的爆发和国内结构性改革步履为艰 ,使日本政治在 2 0 0 3年的变数增多。悬而未决的有事法立法、引而不发地向伊拉克派兵以及倍受瞩目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国会的解散和众议院的大选等问题 ,都与国际危机的演进一起形成了对日本政治的冲击。以“普通国家”为目标的“小泉式”政治与外交倍受考验。日本国家的结构性转型方向尤其引人注目。     

新形势下如何保护国家海外利益——西方国家保护海外利益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历来注重保护海外利益.二战后以来,它们通过建立国际秩序并采取外交、政治、经济、法律甚至军事等手段,保护本国企业和公民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和生命安全.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对于中国在新形势下建立健全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和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国际海运减排博弈及中国面临的“碳陷阱”

国际海运减排是环境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在梳理国际海运减排规制构建进程、分析国际海运减排博弈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着“海运减排履约陷阱”、“既有大国的低碳制度陷阱”与“追随战略的碳交易陷阱”等共同组成的复合式海运减排“碳陷阱”.国际海运气候博弈将持续展开,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与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之间保持平衡.     

朝核危机管理与中国的外交抉择

本文集中探讨第二次朝鲜核危机以来中国有关朝核问题的政策,认为中国之所以打破常规,积极参与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主要受历史感情、经济政治与安全等方面的多重国家利益及中国应负的“国际责任”所驱动。在参与管理朝核危机过程中,中国排除困难,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和平与多边协商解决,反对激化矛盾,促成并主持了多轮“六方会谈”,推动有关各方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及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方面达成了原则协议,缓和了紧张局势,外交成就有目共睹。今后随着局势发展,中国将不断适应形势,调整有关朝核问题的政策,但仍将坚持半岛无核化及和平解决等原则,并将继续推进“六方会谈”。     

新加坡华商企业的商业跨国主义：族群网络与治理策略

在中国崛起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各界日益关注华人企业的治理模式与运营策略。重新审慎地评估族群性和文化在新加坡华人企业的跨国治理模式、行为与网络中的作用,旨在超越主要源自西方经验的商业和创业的主导范式,进而推进现有的国际企业与管理研究。虽然,族群性和文化仍然是塑造华人跨国企业的重要因素,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东南亚华人企业在与中国市场的跨国互动中采用了新的企业治理模式和经营策略。在作出评估时不应通过东西方二元对立视角来看待华人的企业治理、管理与策略,使其要么向西方的商业模式靠拢,要么与之背道而驰;要强调共同的华人族群性和文化是支持新加坡华商不断采用新的企业管理模式和跨国战略的根本,也是推动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构建与中国之间跨国网络的重要内在动因。     

“熊通困境”：国际体系中的身份政治与安全两难

“熊通困境”是指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国家,因“异质身份”而面临现行国际体系强烈敌意、因实力相对增长而受到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权势压制的双重难题。西周乃至春秋时期楚国的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特定国家与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大不相同的国际政治身份,受到体系敌视、压制的状况,具有长期的国际政治效应。而此类国家实力增长及由此导致的权势对比变动,较一般崛起国家而言,往往将激发起现有体系内更为强大甚至远超常规的敌对性反应。崛起国家突破“熊通困境”存在两种方式与效应皆有所不同的路径：一是主要通过武力强制,力求最终颠覆现有国际体系,这意味着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乃至最终爆发大国间战争;二是致力于推动促进现有国际体系身份共识的瓦解,这意味着长期的、连贯的、灵活的、坚定的非军事与军事手段的战略组合运用。当前,在中国国家实力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对中国施加愈发强大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与之“对立”的“他者”,并对这种国际政治身份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乃至显著敌意。笃行和平与发展的当代中国,突破“熊通困境”的主要战略路径,在于逐步构建并推广新的国际体系“身份共识”,为此需要以改变他国意图和行为为目标,需要付出较长时间的努力、采取灵活的方式以及抱定锲而不舍之态度。     

突尼斯政治体制变革中的意识形态冲突

“阿拉伯之春”激烈震荡中东格局,各国所受波及影响不一,其中突尼斯可以算是较为成功的转型国家之一,取得了通过新宪法、组建新政府、世俗派执政等政绩.但是突尼斯仍未能解决一直困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且面临恐怖主义挑战,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影响突尼斯政治转型的因素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宗教以及国际和地区环境等诸多方面,本文拟以意识形态冲突为主线,回顾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后意识形态矛盾发生的背景,梳理突政治进程中意识形态冲突的表现及其对国家稳定和改革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希望能为突尼斯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