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安全困境——权力转移进程中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

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东北亚地缘政治变迁与中国崛起的安全环境

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国家安全环境问题是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永恒的主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问题。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是否有利,首先取决于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地缘安全环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与国家安全利益紧密相关,东北亚地区的中国崛起是不可遏止的必然过程,同时也是极为艰难复杂的过程,大国崛起必然也面临着“崛起困境”。哪些地缘政治关系和安全环境构成了“崛起的困境”,就成为东北亚安全环境中中国崛起的战略问题。     

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析论

近年来，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导致国际体系呈现出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新型结构。在国际体系“中产阶级化”情况下，霸权国实力相对下降但并未丧失主导世界的能力，中间力量崛起但更多地配合而非制衡霸权国，二者构成了同时掌握力量优势和道义强势的集团霸权主义。国际弱势群体处于利益净损失和呼声被压制状态，只能诉诸非对称冲突进行强制性的利益表达。中国欲化解身处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尴尬处境，需要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过程中进行外交战略调整。     

“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的有效性与限度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政治存在周期性规律, 新现实主义更是认定在国际 政治周期性规律的作用下, 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引发霸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 这一“规律”有其适用的范围与条件, 因而有一定的限度。对国际政治权势转换及其后果的 研究应保持理论的开放性空间, 而在现实国际政治中, 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将消解这种“规律” , 从而 使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关系呈现新的前景     

"强大国家"与"先进国家"--关于大国崛起两重含义的辨析

大国崛起既可以理解为国际政治体系格局变动中的权力博弈 ,也可以理解为现代世界体系结构变化中进入中心区域的发展竞争。历史经验证明 ,片面追求“强大国家”目标可能陷入“安全困境”并阻碍社会的发展 ,而由先进的现代社会支撑的国家最有利于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刍议柔性外交：中国外交形象建构的“实力—身份—话语”三维模式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的建构有助于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为中国外交实践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外交形象由建立在国家实力与地位基础上的刚性形象与建立在吸引力与亲和力基础上的柔性形象所构成，从主客体塑造的角度存在“自塑”与“他塑”形象之分，从国内外公众认知的角度存在内外形象之分。建立在跨学科多元理论基础上的“实力—身份—话语”三维是外交形象生成的关键环节，彼此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与相互转化的紧密关系。实力外交、国家身份与话语传播分别是外交形象建构的实践基础、方向依托与桥梁媒介。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需要加强“外交形象学”的学科建设和系统研究，掌握对实力外交、大国身份的叙事主动权，以“柔实力”概念超越西方软硬实力二元区分的困境，以大国和平负责任社会性内涵超越单一的权力性内涵，大力发展媒介化公共外交，建构融通中外的外交话语体系与战略传播体系。只有充分把握与协调好“实力—身份—话语”的三维互动机理，以实力为基础，以身份为依托，以话语为媒介，从“三维一体”的联系性与整体性视角出发，才能更好地塑造立体、全面、真实的中国外交形象。     

预防性战争:逻辑、伦理、美国经验及启示

预防性战争是在权势结构中占据优势的国家为预先阻止本国与敌手之间不利于己的权势转移而发动的战争行为,其战略目标在于继续维持本国的权势优越地位和安全环境,旨在使用武力来延缓、阻止当下已经显现、日后可能会更加危险的战略未来。预防性战争是国家战略的一种运用方式,权势转移及由此引发的恐惧是其产生的两大基本动因。预防性战争为现行国际法所禁止,但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却往往对之持有理论同情。作为当前国际秩序的霸权国家和守成大国,美国在历史上发动的预防性战争数量有限,但预防性思维却长期在美国的战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的演进,预防性思维在美国当前对外战略中突现,面对崛起国实力发展,美国未来仍有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可能。阻止预防性战争爆发的根本,在于超越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逻辑。中国的和平发展有望为突破"国强必霸"""国强必战"思维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国际关系中的边缘化战略

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着该国采取的外交政策。对于一个向霸权迈进的国家来说，实行边缘化的外交战略是至关重要的，处理好国际关系会给本国崛起营造一种良好的国际环境，否则，国家就有可能在此过程中走向衰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大国，“韬光养晦”仍将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主流。     

转型期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困境

在转型期,中国和国际社会依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标准,对中国的国家身份和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这些充满疑虑和矛盾的认识与评判,集中体现为关于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四个困境:中国是否实现了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型;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还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将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参与者,还是破坏者、变革者?为此,中国迫切需要明确自己的国家身份,调整与规范国家行为,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改变了吗?——析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

冷战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实力的变迁以及中国崛起的现实,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也经历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一变化过程既是美国因应国际政治格局变革的战略需要,也是两国国家行为互动的必然结果。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认知的调整突出反映了当前中美关系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复合型特点。当前中美关系发展虽然遇到了诸多困境,但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认知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是体现出一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评估两国关系时,这一要素不应被忽视。     

相互依存式霸权：“第二世界”和金砖国家的崛起透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金砖五国等新兴国家为代表的“第二世界”崛起对全球产生广泛影响,并由此带来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变迁。葛兰西的核心理论框架——“霸权”概念以及以考克斯为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学派对探究新兴国家崛起的问题是有启发作用的,但是全球化与跨国资本主义的深化对新葛兰西主义学派提出了挑战。在整合新葛兰西霸权理论和后霸权批判理论,并将“第二世界”和“相互依存”加入分析框架之后,理论界提出一种新观点,即新兴国家作为一种新型反霸权的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尚不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独立霸权,而“相互依存式霸权”将主导当今这个时代。“相互依存式霸权”定义为根植于金砖国家的崛起所带来的基于地区合作所形成的联盟型关系,这一联盟型关系的形成主要为了牵制并超越由单一国家或单一权力中心（西方）所产生的霸权。届时在国家利益、地区走向、共同政治议程、政治联盟以及潜在危机管控等方面,“第一世界”（西方国家）和“第二世界”（新兴国家）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重塑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一种理论分析

主权国家存在一种整体性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最高利益,为社会各阶层所共享.对整体国家利益的界定,构成了国家制定外交战略的基本依据,也是衡量安全、经济、文化等具体国家利益重要性的基本依据.本文从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来界定其整体国家利益,并将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分为两类:霸权国和一般性大国.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巩固和提高霸权实力地位与霸权制度地位,而一般性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则从长期和短期的视角来界定.从长期来看,一般性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获取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制度地位;从短期来看,一般性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应该限定在获取霸权实力地位,以及在条件下允许的情况下获取地区主导地位.和平发展、先融入后适度改变国际制度体系,应该是一般性大国崛起、霸权地位和平转移的合理路径.     

美国强大的原因及发展趋势

美国强大的原因可以从势、道、制、术、器与士（即国际格局与国际力量对比、美国的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科技与战略政策制定、经济与军事硬实力、人才培养与储备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由于新兴国家崛起，美国单极体系已经终结，美国霸权相对削弱，但是美国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维持“一超”的地位。从劳动生产率、基础科研实力及研发投入、高等教育体系、外资投资环境、人口结构以及新兴产业等因素考察，美国经济长远来看仍具有较大的相对优势。未来美国霸权依然存在，美国二战后所确立的以“结构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秩序是美国霸权能够持久的最重要的基础，也是二战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够超越“零和”博弈格局的重要原因。美国对华战略并非遏制，而是“对冲/两面下注”。中美之间存在超越历史上传统大国“零和”博弈的可能，中国领导人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反映了这种战略远见。     

新身份·新利益·新外交——对中国新外交的建构主义分析

本文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新外交”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在分析中国新外交“新”在何处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新外交首先反映出中国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即中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已从境内扩展到周边乃至整个世界,而且从主要追求物质利益、经济财富到国家形象与经济利益并重。而中国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又是中国国际身份认同转变的结果。中国的国际身份正在由一个注重经济利益、独善其身的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一个注重发展软实力、兼济天下的“负责任大国”,其主要表现为:中国开始成为一个自信的国家、一个倡导合作的国家和一个积极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国家。     

问题政治观: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政治理念

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需要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物质基础 ,同时也需要一种支撑其崛起的政治理念。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的国际社会 ,在无政府状态下 ,在权力政治观支配下 ,由于每个强国都以霸权手段追求安全 ,因此它们在崛起的过程中也陷入了更严重的安全困境。中国今天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避免重蹈历史上大国的覆辙 ,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须树立一种新的政治理念 ,一种让国际社会充分相信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的政治理念     

中国崛起在东北亚地区的潜在冲突与解决

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对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有着特殊意义。目前，东北亚的稳定是以美日主导的权力结构为基础，对东北亚来说，这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均势或霸权下的稳定预置了中国的“崛起困境”及潜在冲突。在全球化时代，促进深度的国际合作、培育高度的政治信任和构建有效的国际机制，是东北亚各国跨越现实主义思维，理性面对中国崛起，消弥潜在冲突的最佳选择。     

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 ———当代中国的身份诉求与实践建构

1949年以来在国际体系、国内体系以及决策者几个层面力量的综合影响下, 中国的 国家身份几经转换, 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到第三世界国家;从一个革命性的体系外国家到现实 国际社会的一员, 从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到积极承担责任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20世纪90年 代中期以来, 中国承担国际责任, 履行国际义务, 维护国际秩序, 开始积极构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身份。当代中国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 必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 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国际货币体系的双重困境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和安全状况出现新的特征和问题。在体系演进的不同阶段,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核心逻辑不同。在运行之初和体系修正时期,制度变迁是核心逻辑,而在霸权护持和体系重构时期,权力政治是核心逻辑。由此,对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解释需要综合考虑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同阶段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从制度逻辑而言,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甚至有更加恶化的趋势,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困局、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与调整不力、汇率波动与失调持续加剧、全球货币治理组织低效等,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均衡困境”持续存在。同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已步入霸权护持期,权力博弈和大国竞争更加显著,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又陷入新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美国无意或无力修正体系的根本性问题和解决其结构性矛盾,转而运用多种方略维护美元霸权,但这些霸权方略的反噬效应,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和权力政治博弈逻辑下的新旧困境交叠,维护国际与国家货币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由此也为相关研究带来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安全困境”概念辨析

“安全困境”是国际安全领域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巴特菲尔德和赫兹共同提出了这一概念。善良的意图、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自我挫败或矛盾的政策以及“悲剧”含义是判定一种情势是否为“安全困境”的参照标准。国际政治中存在着“体系引导型”和“国家引导型”两类安全困境 ,二者的运行过程是相同的 ,但在缓解和逃逸问题上存在着重要区别。     

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基于美国的个案分析

衰落是霸权的宿命,但霸权国既不会主动放弃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也不会静待霸权体系崩溃。处于衰落阶段的霸权国期待维持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差距,以延长霸权的寿命。然而,权力转移等国际关系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导致离岸平衡和军事打击等传统手段难以在衰落阶段奏效。相比之下,“安全化”为霸权国家的霸权护持行动与选择——如领域撤退或强制惩罚——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同时,由于霸权的同心圆特性,核心利益被触动会引发霸权国在核心和外围领域的全方位的打压,进而泛化议题和对象。衰落中的霸权国通过“危机感知”—“构建并接受安全化诉求”—“泛安全化”的传导路径,将维持霸权地位的诉求以泛安全化的形式展现出来。然而,美国霸权衰落的经验事实表明,泛安全化作为衰落阶段的霸权护持手段不仅与理论预期相反,而且成效也不尽人意。面对美国霸权的泛安全化,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坚守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