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信息安全战略的“保障型”

波涛汹涌的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网络化浪潮在给人类带来良好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日趋激烈的信息战。信息战对信息安全的威胁和挑战越来越严重,对人类社会的冲击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迫使人们研究应对战略和策略。日本在依据国情的情况下,实施了“保障型”信息安全战略,强调“信息安全保障是日本综合保障体系的核心”,并为此做出了种种措施,例如:颁布新战略计划、成立信息安全机构、打击网络黑客、治理垃圾邮件等,以保证本国的信息安全。     

信息时代背景下的网络战与国际政治

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信息时代。互联网络对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冲击 ,各国为了维护“信息主权” ,加大了对“软国力”的追求。网络战是信息时代的重要产物 ,它的出现和发展同样对国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俄罗斯《国家信息安全学说》刍议

俄罗斯安全委员会 6月 2 3日在总统普京主持下讨论并通过了《国家信息安全学说》。把信息安全作为一种战略问题来考虑 ,并且开始从理论与实践上加强准备 ,认真探讨进行信息斗争的各种措施 ,在俄罗斯尚属首次。这既是受西方“信息战”理论和实践冲击的结果 ,也是俄罗斯联邦国家建设和军事建设发展的必然。外界一致认为 ,该文件的通过 ,标志着俄罗斯信息安全战略的诞生 ,为俄罗斯进一步制定未来的信息政策奠定了基础。一、俄《国家信息安全学说》的由来与背景　　俄罗斯制定的《国家信息安全学说》是典型的信息时代的产物。普京在会上指出 :“…     

美俄维护信息安全的观点和举措

随着信息运用的普及, 美俄对信息安全日益重视, 认为信息安全意义空前突出, 是关系 国家安全全局的问题, 是保证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方面, 是保证军事斗争胜利的关键因素。美俄为 此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建立维护信息安全的法规制度, 加强信息安全财政技术保障, 采取维护 信息安全的主动措施。其做法的主要特点是, 突出政策与措施的指向性、系统性和针对性     

美国《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战略》的背景与构想

“9.11事件”以来,网络恐怖主义使美信息安全环境面临极大挑战,保护关键性基础设施特别是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网络,成为美国家安全战略一项新课题。2002年9月18日,“总统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委员会”正式公布《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trategy to Secure Cyberspace)草案。它不仅成为布什政府全面加强美国家信息安全战略规划的纲领性文件,同时也是对美国《本土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补充。 一、《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台表明美国突出“关键性基础设施”的战略地位。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就已成为美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1998年5月,克林顿发布第63号总统令,首次提出美“信息安全”的概念和意义,要求“采取所有必要措施,迅速消除致使关键基础设施     

新安全观下中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

网络信息安全已经成为关乎国家利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性问题.本文提出在新国家安全观视野下探讨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具体从形势背景、现实价值、思想源流和理论体系等方面,尝试对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进行理论构建,以支持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科学规划和有效实施.     

国际化进程对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影响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火的洗礼 ,又在数十年冷战结束之时 ,人类社会蓦然来到了20世纪的末期并迅速跨越了新世纪的门槛。而此刻的世界却充斥着“全球化”、“多极化”、“国际化”、“地球村”、“互联网”等言语 ,这一切无不让人感受到世界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人们的交往越来越多 ,信息量越来越大 ,偌大的地球仿佛变成一个村落。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甚至某一事件和某一人物对世界带来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及时而深刻。科学技术和信息革命快速发展正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贸易经济的日益扩张使国与国之…     

关于互联网时代国家文化安全的思考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 人类社会进入了网络信息时代。西方国家利用其信息强 势地位和网上话语霸权, 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其文化渗透与扩张战略, 使许多国家的文化安全面临日 益严峻的挑战。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必须制定相应的文化安全战略, 在不断增强文化创新力, 建 设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华新文化的同时, 充分认识和利用网络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优势, 扩大 中华文化的对外宣传与交流, 增强自身“软实力”, 建立科学的文化安全预警机制, 以有效维护国家 文化安全。     

美国信息战略探析

冷战后美国政府凭借雄厚的国家实力率先在世界上提出并实施了国家层次的信息战略,目标是塑造新时期美国的信息霸权和整体权力优势。具体地说,就是美国通过信息技术优势与传统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力量相结合,使国家软硬力量同时实现巨大增值,以实现保持国家经济活力、维护绝对军事优势及促进自由民主社会模式全球扩展等三大战略目标。尽管美国信息战略的推行具有“柔软性”、“隐蔽性”等特征,但是从长期看,其侵犯别国主权利益的实质必然导致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对。     

金融全球化、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国际金融安全*——基于信息科技革命的视角JP〗*

从本质上说,金融业是一种“信息密集性”或“信息敏感性”产业,对于金融全球化而言,信息技术进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信息科技革命引领和推动下,互联网与金融业相互融合,掀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金融全球化浪潮。当代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对国际金融安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新一轮大规模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体系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新的国际金融格局与既有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之间的均衡逐渐被打破,既有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越来越难以适应信息科技革命条件下金融全球化发展和维护国际金融安全的要求。为更好地适应当代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建立新的国际金融公共秩序,更好地维护国际金融安全的需要,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契机,国际社会揭开了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大幕。在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治理框架处于大变动和寻求新均衡的背景下,中国应抓住有利时机,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坚持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责任、权力相一致和平衡的原则,倡导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加强互联网的运用,为维护国际金融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卢武铉的“能源外交”及启示

韩国能源消耗巨大,但国内资源匮乏。其经济发展需要的能源严重依赖进口,解决能源短缺问题成为韩国历届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卢武铉上台以后,中东局势动荡不安,国际能源竞争愈演愈烈。因而,卢武铉政府高度重视“能源外交”,即继续保障中东石油的稳定供给,同时展开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以及东南亚、南美等地区产油国的能源合作,鼓励国内企业参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能源开发。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能源形势日趋严峻,借鉴卢武铉政府的经验,我国的“能源外交”应从实施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与世界能源生产国建立长期稳定的贸易伙伴关系、积极参与国外能源开发、加强国际能源合作等方面展开。     

美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评析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空间承载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发展与安全的重荷。网络空间存在的黑客攻击、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事件层出不穷,因此网络空间安全已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美国政府于2011年5月16日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引起世界各国瞩目。美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以"共同创造繁荣、安全、开放的网络世界"为基本宗旨,以"基本自由、隐私和信息流动自由"为核心原则,从经济、网络安全、司法、军事、网络管理、国际发展、网络自由等诸方面为美国未来网络安全战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的出台表明美国政府已将网络安全提升到国际战略的新高度,它隐含着美国谋求网络空间霸权的战略目标,具有引领国际战略新变革和引发网络空间价值观冲突的现实战略效能,它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和中国的应对之策也是值得认真分析和思考的。     

世界政治“平靖进程”的技术变迁支撑

二战后,世界政治经历了"平靖进程",具体体现为:"大国罕有战事""国家罕有消亡"。本文融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安全研究,展示二战后的技术变迁改变了大国的"意愿"与"能力",支撑了世界政治新变化。在马尔萨斯时代,由于技术水平低下,生存物资稀缺,生存保障匮乏,人类面临持续的安全难题。二战后,技术发展影响了当代大国的"意愿"与"能力",让世界政治呈现新变化。技术变迁给大国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让大国使用武力征服的意愿降低;同时,随着技术变迁,尤其是在"核革命"后,大国确保自身安全的能力更强,使得"大国罕有战事"。得益于技术变迁,大国利益半径扩大,即便距离遥远地域的变化也与自身息息相关,大国保障遥远海外利益的意愿提升;同时,技术变迁扩大了大国的权力投射,让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保障体系稳定的能力更强,致使"国家罕见消亡"。随着技术变迁,世界政治已呈现出很多与传统智慧不同的方面,孕育国际交往的新理念。     

战后日本国家战略演进及岸田内阁战略走向

二战后日本不得不放弃武力扩张的国家战略,但伴随形势变化,日本不同当政者的治国方略则不相同。围绕是维护宪法、优先发展经济、重视国际协调,还是修改宪法、增强军事力量、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等,存在两种不同国家战略倾向。其背后则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战后,日本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经济、科技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外交则受制于美国而缺乏自主性。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开始借助美国,努力成为亚洲领导国家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非所谓摆脱美国的"正常国家"。21世纪以来,安倍晋三的国家战略目标是对内推动修宪,使日本成为"能战国家";对外构筑"自由开放的印太",制衡中国。菅义伟内阁继承了安倍的国家战略。岸田文雄执政后在延续同一国家战略的同时,会展现何种特色,值得关注。     

美国选举安全问题:以2016年和2020年总统大选为例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暴露了长期存在于该国选举体系中的风险,"选举安全"迅速成为当代美国国家安全与国土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美国选举安全涉及网络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体现出"复合安全问题"的特质。美国联邦与各州政府试图从降低关键基础设施风险、重建选民信任、减少部门壁垒以及填补机制缺失四个层面入手,系统性化解存在于选举系统的各类安全威胁。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原有选举安全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及文化与其选举安全体系的运行逻辑之间仍存在多层矛盾,特别是美国选举体系的产业市场与创新之间的矛盾、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之间的矛盾、"全政府"与"地方权"之间的矛盾、"网络自由"与"网络主权"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会长期存在,将使利益攸关方不断发生龃龉,阻碍相关政策深入推进,最终导致美国在选举安全治理上将一直面临难以克服的困境。     

绑架问题与日朝关系

最近几年,由于日本和朝鲜在绑架日本人问题上严重对立,使得原本紧张的两国关系更是雪上加霜。日朝两国在绑架问题上坚持各自立场,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双方在政治、安全和战略利益方面的巨大差异。日本方面热炒绑架问题,可谓是一石两鸟。日本以防范"来自朝鲜的威胁"为由,不断强化日美同盟和增加军事实力,使军事能力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位置和作用不断提升。同时,绑架问题还是日方手中最为重要的筹码,在日朝关系正常化谈判中可以与朝方抗衡,甚至可以对冲朝方提出的"清算殖民统治的历史,进行赔偿"的要求,争取谈判主导权。     

“珍珠链战略”：印度的认知与应对

“珍珠链战略”是一个由美国人发明的不规范的战略概念。这一术语传播到印度后，迅速引起了印度战略和防务界的极大关注，并成为印度政府制定印度洋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由于这一概念主要针对中国且充满了错误认知，我们理应对此保持密切关注。     

Preventive War and Permissive Normative Order

Following the terrorist attacks of September 11, 2001, 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articulated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based on striking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and the states that harbor them before they could endanger the United States. Though expressed in the language of preemption, the Bush strategy embodied a far more problematic doctrine of preventive warfare. Whereas the grounds for preemption lie in evidence of a credible, imminent threat, the basis for prevention rests on the suspicion of an incipient, contingent threat. We argue that an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at embraces preventive war will set an inauspicious precedent, undermining normative restraints on when and how states may use military force.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During World War II, official definitions of the requirements of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were extended beyond the defense of the western hemisphere to include preventing any single power dominating Eurasia. This article challenges the commonly expressed view that this change was due to a belief that a strategy of continental defense would no longer suffice to protect the physical safet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focus is on the period between Munich and Pearl Harbor when U.S policy moved away from the principle of non-involvement embodied in the neutrality legislation of 1935–37. The role in this process of the argument that America’s own safety was dependent upon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particularly because of the dangers po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aviation and the possible suborning of Latin America, is critically examined. It is argued that the broader conception of America’s security requirements reflected both a consciousness of the unique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determine the outcome of the war and an implicit belief that the values and interests for which the nation should be prepared to fight extended beyond physical secu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