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核问题与中美利益博弈

朝鲜核危机爆发后,中美关系有了进一步加强,表明在某些地区安全问题上两国具有共同的利益.本文通过对中美在朝鲜半岛复杂多元的利益进行比较分析,划分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异同及其等级差异,在理论上建立两国利益级差参考系数,考察中美在朝鲜半岛的冲突与合作范式;在实践上寻找避免矛盾升级的途径,加强双方共同利益,维护国家在半岛的战略影响,确保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中美海洋合作:特点与努力方向

建交后的三十多年里,中美两国在海洋多个领域积极展开对话与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总体呈现出非敏感领域进展顺畅、海上执法与安全合作有序推进、机制化建设不断加强等特点。两国海洋合作的健康、持续发展,体现了中美在海洋领域合作的深度相融,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中美关系的发展。但由于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突出、战略互信不足、双方对国际海洋秩序和国际海洋法的理解存在分歧等现实制约,深化两国海洋合作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应从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大局出发,将中美海洋合作纳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总体框架之内,积极推动双方务实合作。     

中美经济融合与战略经济对话

随着中美经贸关系蓬勃发展,两国在经济领域相互依存与融合不断深化,同时相互矛盾和摩擦也在加剧.妥善处理矛盾,推动两国经贸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攸关两国发展全局和国家整体利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因而应运而生.中美双方在对话中的地位是动态变化并逐步趋向平衡的.     

中美关系新阶段中的战略“失语”与战略稳定探索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从国际体系内的霸权国家与国际体系外的相对较弱国家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国际体系内的守成强国与崛起强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导致中美关系告别了过去四十余年的"接触—融入"战略框架。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后,两国需要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新的战略稳定框架,以确保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国迄今尚未能形成可以为两国关系实践提供战略指导的新框架与新论述。美国方面出现了以亚太政策代替中国政策等问题;中国方面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也未能获得美方很好地理解与接受。因此,过去几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缺乏宏观战略共识指引的新时期。这是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消极面日益凸显的重要原因。让人鼓舞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危机管控、全球议题合作等领域,正在以逐案处理的方式,为两国摸索新的利益边界。这种探索或许能够导致中美两国形成新的稳定框架,其产生的"正能量"与中美结构性矛盾自然产生的"负能量"之间的"竞赛"将决定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的移动方向。不过,两国领导人的这种尝试未来也将面临美国政治周期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中美环境外交的回顾与展望

中美建交30余年来,两国在环境外交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双方签署了多项环保合作协议、建立了环境外交机制,环境保护问题日益成为中美高层互访的重要议题之一,两国民间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环保合作.奥巴马总统执政以来,中美环境外交掀起了新的高潮.两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积累了不少经验,双方要想推动两国环境外交再上新台阶,就必须挖掘各自的优势,同时加强对话与合作,并努力弥合分歧、化解矛盾.     

中美在亚太的地缘安全“合作困境”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地缘矛盾和较量日益尖锐，两国在亚太地缘安全上似乎正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合作困境”。然而必须看到，这一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既非“大国必因争霸而走向对抗”的历史宿命，也不是中美政治制度差异所导致的对彼此的永恒猜忌，而是中美在对彼此的战略试探和相互适应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战略互疑。令人欣慰的是，两国高层正在通过不断的相互“战略再保证”，努力巩固和扩展双方的战略互信。同时，两国在亚太地区各领域展开的务实合作及该地区其他积极因素均有助于中美在地缘安全上找到一条新型的大国共存与合作之路。未来，两国应通过更多对话及互利合作，进一步巩固彼此的战略互信，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及领导作用的基础上，逐渐整合亚太地区现有的各种安全机制，为各国和谐共处与共同繁荣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地区环境。     

G20与C2：博弈论视角下的中美战略关系构建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国际局势有重大影响。如何看待和解读当前的中美关系,如何构建未来的中美战略关系,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影响到国际体系的稳定。除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视角外,笔者认为,制度合作博弈理论不失为一个好视角,以此理论为指导,中美两国可在G20制度框架内构建起“新型大国关系”——C2,从而有利于中美两国长远的战略利益。     

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分歧与合作路径

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分歧涉及所谓"互联网自由"和网络主权、互联网治理、网络黑客攻击和网络军备竞赛等,是双方政治、战略和军事矛盾在网络空间的反映,并反过来影响两国的总体关系。基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推动建立国际网络空间规则的考虑,中美应加强对话,积极推动在打击网络犯罪和互联网治理上的合作,并就网络主权和网络军控达成更多谅解和共识。     

中美安全战略博弈中的历史与战略稳定性

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复杂且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两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结构性对抗又有利益捆绑,同时易受第三方因素影响。理解两国互动所蕴涵的这种复杂性并把握其动态特征,对于应对未来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至关重要。21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中美实力变化动摇了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摇摆,双边关系在传统竞争领域之外还面临着新领域、新问题的竞争与摩擦,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但这些挑战中也蕴涵了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巨大机遇。中美两国的主体性特征、时代条件和历史条件是双方走出"守成国家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历史逻辑的基础。未来中国对美国外交将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保持一贯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将是把握机遇,以自我发展为核心,沉着应对周边局势,积极扩大外交布局并承担国际责任。在创造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的基础上,加强中美合作,管控危机,促进中美共同利益,通过建立功能性伙伴关系走上共同演进之路。     

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建构依据、基本框架与发展趋势

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已经超越经典战略稳定性，向着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演化。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客观需要。彼此战略竞争加剧给中美之间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提高核力量于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将核武器重新作为霸权工具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稳定性面临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减弱，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必要性凸显。中美之间经济深度相互依存，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为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包括建立在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双方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战略互信、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等四根支柱，其中以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为核心支柱。虽然中美战略互信存在短板，但随着中国战略核力量的进步、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继续维持和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的成熟和完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将不断巩固。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破解“修昔底德陷阱”

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实力的相对耗损及其霸权焦虑的上升,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回应。从当前的时代特征、中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两国的国家行为来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逢其时。但同时认知差异、利益冲突与议题分歧,也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大挑战。为此,双方需要加强战略沟通、调适各自的心态与行为方式,并在具体合作事项上相互协调,共同推动这一新型关系模式的建立。     

中美不对称核稳定与美国战略机会主义论析

中美两国安全关系在两国总体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研究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对于维护两国安全关系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核威慑实力弱于美国,中美之间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战略稳定关系的不对称核稳定态势。中国对美国存在一定的核威慑能力,但有效性仍有差距和不足。这一差距容易使美国产生压制和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机会主义思想。实施限制损伤战略、发展导弹防御能力、进行战略反潜是美国对中国实施战略机会主义的主要行动。美国谋求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打破中美不对称核稳定的企图,与中国努力维持核威慑能力、维持中美不对称核稳定的行为形成了两股力量相持的态势。中国应重点提升核武器的质量,提高威慑信号的传递效能,以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打消美国战略机会主义心态,维持两国间的战略稳定,特别是危机稳定性,筑牢遏制战争爆发的基础。     

建立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战略共识与长期稳定框架北大核心CSSCISSCI

过去35年,"融入-接触"构成了中国对美战略与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轴。在中国需要加入国际体系并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上,中美拥有战略共识。这一共识在过去10年逐渐松动,2015年春季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战略的大讨论则是这一趋势的最新表现。面向未来35年,中美亟需建立"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的新战略共识,并搭建一个长期稳定框架,即两国在体系中和平共处、有限竞争、有效合作。中国有关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或可承担这一使命。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亚太安全局势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纷纷从经济合作的角度探讨应对之策,然而危机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秩序所形成的冲击已经开始显现。中美两国虽然在安全观念上存在分歧,但在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方面仍有较大的合作空间。本文试图分析金融危机背景下亚太安全局势发展的新动向,并探讨中美在亚太安全议题上加强协调的需求和中国如何在新形势下,从战略高度谋划稳定的周边环境。     

美国智库视域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战略构想自提出后即成为美国智库研究的热点,许多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解读。美国智库就本国是否应该接受这一战略主张、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等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本文认为,美国许多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与中方存在着偏差,而这一分歧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存在不确定性;两国在各自的核心利益界定上认识不同;两国对"大国"概念理解不一;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因素仍在发挥作用。分歧的解决需要中美两国共同扩大智库间的沟通与交流;加强两国高层的战略对话;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促进民间交往。     

东北亚安全形势与中美战略关系评析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东北亚地区安全呈现紧张态势:一方面,朝鲜先后于2012年底和2013年初进行了卫星发射与核试验,半岛局势严峻；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升温.在这两个事态当中,中美两国有着相对复杂的利害关系.中美关系并不是东北亚地区安全中的决定性因素,地区形势的发展则对中美关系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对中美建设新的战略关系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美两国应避免使双方矛盾上升为地区安全中的主要矛盾,同时努力解决战略互疑问题.     

南海问题与中美新型双边军事关系的构建

南海领土争端非常复杂,与海上优势和领土主张有关的新利益和竞争背后存在战略动机。虽然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过去十年间南海保持着相对和平,但是复现的争议及潜在的冲突升级除了凸显各声索国之间的角力外,更反映了南海问题正在由资源领土之争上升演变为中美两国的地缘战略博弈。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互动,特别是两军愈发频繁的海空相遇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或事故,因此中美两国发展新型双边军事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中美两国在南海附近的相遇存在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同时,美国的亚太同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美的双边军事交流。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造成了中美双边军事关系的低互动性以及两国战略互信的缺失。考虑到南海作为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其潜在的海洋资源以及未解决的领土争端,中美两国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不断出现的安全挑战并且建立管理危机的机制,这对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都有重大的政策启示。     

中印战略对话：探索中印战略互动机制及其制约

中印战略对话是中印两国建立互信、保持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平台，推动并深化这一战略对话将决定性地影响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自2005年战略对话正式启动以来，涉及内容广泛并趋于不断深入，包括全球化挑战、联合国改革、反核扩散、能源安全、恐怖主义、经贸合作、地区冲突热点，以及双方高度关切的边界问题和地区安全环境问题。但另一方面，中印之间的战略互信目前仍处较低水准，提升战略互信是发展中国关系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提高中印双方在战略层面的可预测性，避免战略误解和误判，推动双边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和合作，必然对中印战略对话提出更高要求。     

中美全球与亚太地区安全目标矛盾及其应对

无论是全球战略层面,还是亚太战略层面,中美安全目标都有许多交集之处,这决定中美有很大合作空间;但是,矛盾也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安全目标中,这决定中美战略竞争有很强的动力。随着中国崛起和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两国安全目标矛盾将更加突出,两国战略竞争的动力也随之增强。然而,防止双边关系走向恶性竞争进而引发中美之间的新冷战,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和平与发展。应对中美安全目标矛盾,关键在于摈弃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思维。     

阿富汗:中美新的合作空间

进入转型期的阿富汗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仍面临严峻挑战。美国筹划地缘战略布局,以期在阿富汗转型及地区格局重构过程中掌握主导权。中国在阿富汗有重大利益关切,积极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进程。中美虽在地区合作安排上存在分歧,但在维护阿富汗及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上拥有共同利益,双方在阿富汗存在务实合作空间。两国可共同推动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合作提升阿富汗政府的治理能力,并努力实现中美阿地区合作议程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