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及其非传统外交效应

本文意在通过对非政府组织在外交中的主体角色和策略行为的分析,来揭示其在公共外交和国际政治中的政治效应。本文认为:非政府组织作为非传统外交中的行为主体无法用"公众"一词来表达,非政府组织作为组织化的"公众"给国家政府带来了巨大的价值塑造和权威竞争上的压力;同时非政府组织还给国家政府的形象和价值追求塑造了评判标准;非政府组织的"逆外交"活动也使其在与国家政府的博弈中扮演权威和价值理念的主导者、灌输者和塑造者的角色。非政府组织在非传统外交中扮演的角色主要可分为三类:受国家政府委托或与政府有紧密联系,承担政府公共外交职能和任务;政治联盟或者伙伴,乃至是雇佣关系;跨国治理、跨国倡议或动员网络。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作用带来了重要的政治效应:即酝酿着新型权力政治、"逆外交"政治、社会中心政治的呈现,并推动国家政治向非国家政治演进。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话语权的使命与挑战

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但中国外交话语的"短板"问题也日益突出。外交话语是体现国家文化传承、意识形态、重大利益、战略方向和政策举措等官方基本立场的表述,而话语权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中国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独立自主外交时,更需在大国外交的丰富实践基础上,厚植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基础,加强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以有效应对相关挑战,实现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历史性提升,推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浅析“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中国农业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农业外交是一种古老的外交形式,也是一项崭新的研究议题。当前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开展与沿线国家的农业外交提供了新契机——为加快中国农业的国际化经营及农业外交注入了内动力,沿线国家对于发展对外农业合作的强烈需求为中国的农业外交提供了外推力,中国与沿线各国资源的契合为中国推进农业外交搭建了牢固的桥梁。当然,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开展农业外交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包括对象国的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中国与对象国之间在农业合作中的技术层面问题、自然灾害与动植物疫情风险以及国内部门利益竞争等。要搞好农业外交,中国需要做好农业外交的顶层设计,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有效的双边及多边农业合作机制,扩大与涉农国际组织与相关金融机构的合作。     

体育外交的作用及其运用——以北京奥运会为例

体育外交不仅能够改善国家间关系、拉近各国公众的距离,而且能够提供国家形象展示和建构的平台及首脑关系建立的契机。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体育外交的一次盛会,向世界展示了和平发展、与世界融合的中国及热情、开放、文明的中国人的形象,也促进了中国"首脑外交"的开展。"后奥运时代"的中国体育外交应借鉴北京奥运会的得与失,制定相关政策、设置相关机构、发挥体育选手公共外交大使的作用,以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与理解。     

葛兰西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以对拉美公共外交为例

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外交在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已经成为整体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伴随着中拉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中国积极布局对拉美公共外交,形式多样、发展迅速的公共外交是中国对拉美外交整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建构主义、软实力和传播学视角下的国家形象研究是现有最主要的公共外交研究理论流派,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蓬勃发展开拓了公共外交研究的新视域。本文尝试从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出发,以该理论中市民社会、阵地战、有机知识分子、认同等最重要的概念为支柱,探索建立一个公共外交研究的新框架。本文结合中国对拉美公共外交的发展,具体分析其场域设定、路径选择、重点对象和总体效果。加强对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公共外交的学科建设,而且也对中国总体外交进程和外交政策制定有所裨益,推动中国公共外交尤其是对拉美公共外交取得更深度发展。     

中国外交周期与外交转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国外交经历了三个30年。通过考察1919年以来中国90年的外交历程发现,中国外交调整具有周期性,每隔3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的尾声,中国外交政策会进行战略性调整。中国外交周期的变化与中国实力地位的提升、中国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联动以及中国领导人的更迭均有密切关联。在认识中国外交周期性的基础上,本文将主要运用历史比较和统计学方法,探讨当前中国外交转型问题。     

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历史演进、基本经验及生成逻辑

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经历了外交承认的获得与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话语权的生成、国际认同度的提高与全方位外交格局的形成、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与新型全球治理实践的发展三个阶段。考察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历史演进、基本经验与生成逻辑,不仅对于推动改变当前国际舆论"西强中弱"格局,进一步推动国际战略力量"西降东升"发展趋势,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其本质和特点:一是高科技驱动的国家硬实力与价值观驱动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话语权生成的基础;二是在外交实践与融通中外基础上创新外交理论体系是话语权提升的关键;三是拓展人民外交、国际组织外交与媒体外交等多元外交形式是话语权提升的保证;四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真诚重义与和平中庸的外交风格是话语权建设的助力。本文认为,外交话语转化为话语权需要满足被听闻、被回应、被认同、被实践等条件,需要遵循外交话语权的生成逻辑,在国家实力基础上加强话语构建、翻译、传播"一体化"建设,通过阴阳共生与多元结构思维相结合的方式跨越中西"话语鸿沟",并在此基础上生成新型的全球性话语,借此提升我国的战略性外交话语权与制度性话语权。     

论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

在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大国的同时,中国民间外交也进入了新时代。民间外交从人民外交而来,但已超越人民外交。民间外交与公共外交并存,但有异同。特别应警惕对民间外交概念的"泛化"与"逆化"。中国民间外交具有民间性、开放性、基础性、灵活性、独特的理论性等全新的内涵,同时也临着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外部挑战。为了推动和完善中国民间外交,中国人应更深入了解和理解世界各国人民心理,拓宽交流对象,重点做国外中产阶级的工作,以及探索建立政府与民间互动的新模式和新机制。     

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外交:动力机制与路径选择

城市外交为何会蓬勃发展?其动力机制与全球化、信息化存在密切联系。全球城市网络对城市拓展全球联系形成一种外部"牵引力",国家权力一定程度上向城市集中产生内部"推动力",使城市外交成为可能。外部和内部的动力形成合力,使城市在全球化时代的外交舞台上获取施展空间。城市如何施展外交功能?理想的路径选择是将城市外交与国家对外战略有效对接,使城市外交成为国家融入国际体系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渠道。改革开放后,城市成为中国发展的核心场域和连接世界的关键节点。提高中国城市外交的水平既要顺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转型趋势,也要遵循城市外交发展的机制性规律,从国家和城市两个层面共同努力,为构建立体化的总体外交格局做出贡献。     

关于世界大变革与中国外交大转型的思考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长期指导了中国的对外政策。近些年,世界局势的大变革给中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决定了中国外交必须因时而变,与时俱进,以中国外交的大转型实现中国外交的大发展。中国外交的大转型,是基于国内外历史经验、中国现实发展、国际压力和国际体系变革诉求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推进的。因此,中国外交的大转型契合国家利益,迎合世界需求,是十分必要的。推进和实现中国外交的大转型,需要在国家领导力、国际合作理念、力量平衡、外交内政协调等方面妥善处理,以使中国外交大转型更加主动,更加系统,更富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