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上合作还是对抗?北大核心CSSCI

梳理日本关于"一带一路"的舆情,回顾日本自冷战结束以来中亚外交的特点可以看出,日本通过鼓吹"中国威胁论"巩固日美同盟,渲染中俄不睦,企图以此遏制中国。未来一个时期,在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诸多国际事务中,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方向不会改变。在中日竞争中,日本自身技术成本高、中亚战略推行缓慢都令其自身危机感十足。此外日本对日美同盟还存在猜忌与不信任,惧怕美国跳过日本对华进行"越顶外交",因此如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日趋成熟,日本不会放弃在"一带一路"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战术合作的可能。     

拜登当选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回顾与前瞻

日本对华政策一贯受到日美同盟、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日关系互动的影响与制约。特朗普时期,日本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采取有限合作姿态,通过首脑互访等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其对华政策的战略自主性增强、两面性凸显。拜登上台后则更为重视与盟国的关系,关注全球性问题并倾向于参加多边国际合作,强调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反对激烈的关税战与对华全面"脱钩"。日本的对外政策取向在更大程度上与拜登的政策主张相互重合,日美双方的信任与协调将有所增强,日本对华政策亦将与美联动。为此,日本将更加注重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对华制度制衡,或将加大对"中国威胁论"及涉港、涉疆等问题的炒作力度,为确保"产业链安全"而对华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后冷战时期日本亚洲外交的布局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的亚洲外交可以概括为:小泉强化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安保战略使日本的亚洲外交陷入死胡同;安倍的"价值外交""新基轴"虽然表现出一些灵活性,但没有脱离小泉时期的外交实质。福田康夫上台,可能意味着小泉-安倍亚洲外交路线的终结,但日本的亚洲外交布局总是取决于其国内的政治走向的。     

对冲的迷思：结构压力、战略认知与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研究

2010年是二战后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节点，中日在国际政治中的身份和地位都发生了关键转换，这种变化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冲击，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特征和形态及其战略抉择背后的国际政治逻辑逐渐引起了学界关注。本文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点，并在此基础上搭建新的分析模型，提取出结构压力和战略认知两大核心变量，结合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历程，从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分析层次阐释了日本对华外交战略产生及演变的机理。通过前景—威胁理论的分析可以得知，自2010年以来，日本并没有在中美两国之间对冲，结构压力的增强和战略认知的变化促使其采取了明确且坚定地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国家战略，获得美国安全保障超过了日本对中日经贸合作收益的期待。中美战略竞争升级和中国的迅速发展刺激了日本所谓的地缘恐惧感，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协调日本“对冲”空间存在的条件并不充分。在中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及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进程下，中日需进一步增强战略互信，求同存异，努力构建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     

从"价值观外交"到"积极的亚洲外交"——日本安倍、福田内阁亚洲外交的比较分析

安倍内阁推行建立"民主国家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提高国际作用,因其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而受挫;福田内阁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的亚洲外交",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安倍、福田亚洲外交的变化,反映了日本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曲折演进,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要求提高外交自主性,却不能忽视美国的影响:重视同亚洲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对华认识和对华关系开始出现历史性转折;对华外交的两面性将交替反映并可能牵动中美日关系的调整.     

安倍政府的安保战略:目标、路径及前景

安倍政府奉行积极主动的安保战略,目标是建设"自立"、"强大"的日本;构筑平等、双向的日美同盟关系;在"积极和平主义"的幌子下,为国际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日本从内外两个维度实施该战略,对内推进以修改和制定安保法制为核心的"软件"建设,强化以自卫队防卫能力建设为核心的"硬件"建设;对外强化安保外交,推动军事安全关系多元化,重视自卫队硬实力的"软"运用.日本主动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借用朝核危机和"中国威胁"延长日本战略机遇期,将部分达成"强大日本"的目标.但在国内外诸多力量要素的牵制下,日本将不可能达成自主制宪或修宪且摆脱对美单向依赖的"自立"目标,也无力成为地区和国际事务的"积极"塑造者.安倍执政下的日本仍将以现有矛盾和争端为着力点,不时主动制造、煽动地区紧张局势,为其积极主动的安保战略服务.     

日本谋求“战略自主”:举措、动因与制约

安倍重掌政权后,日本加速"正常国家"化,战略自主性显著提升,国家形象乃至政治范式为之一变。安倍政府力促日本战略自主化,背景主要是2017年以来国际环境巨变的综合冲击。日本推进战略自主的举措,突出体现在"同盟之外"的政策经略:在国际战略上主导全球自贸规则与秩序重构,在地缘战略上主推"印太战略"构想,在大国关系上主打"日中协调"倡议。日本谋求战略自主的动作令世界关注,但也面临着日美同盟、地缘政治、安全认同等内外因素的制约,其影响既有消极性,也存积极面,中国对此应积极引导塑造。     

日本安倍内阁的外交走向

安倍内阁提出“有主张的外交”的新理念后,日本积极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出台“亚洲通道计划”、“自由与繁荣之弧”、“价值观联盟”等一系列新举措。然而,这并非日本改变其以日美同盟为主的外交基轴,而仅仅是日美同盟战略框架内的政策调整。日本对欧、对俄的基本外交政策也不会改变,争取“入常”仍将是今后日本外交的重点。     

自民党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

安倍上台以来，迎合日本国内民粹主义思潮，修正正确对待日本侵略历史的“村山讲话”和关于日本对强制慰安妇有责任的“河野讲话”；强化日美同盟的军事职能、安全机制；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扩充军备；积极拉拢与日本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和对日本有战略意义的亚太国家，营造“自由与繁荣之弧”，等等，表明安倍对华采取先包围施压、后改善获利的外交政策。     

日本安保法制改革与日美同盟的嬗变

日本安保法制改革与日美同盟的构想、途径及效用,分别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伴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演变,日本自战后初期构建起安保法制基础以来,相继于冷战结束后初期、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后两次进行了系统性改革;与此同时,日美同盟自确立以来也发生了两次重大演变。2015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作为现阶段日美同盟嬗变过程中的构想,与安倍内阁推动的安保法制改革具有紧密一致的战略契合性;而加深军事一体化作为同盟嬗变的途径,则与日本安保法制改革存在着一种"相互倚托"的关系;两者将共同促使日美在介入地区与国际安全事务方面发挥更大效用。     

试析安倍“有主见的外交”及面临的挑战

"有主见的外交"的新理念是安倍首相面对小泉内阁外交的困境和僵局寻求突破的产物,既是对小泉内阁外交路线的一种修正,也是安倍首相个人风格特点的一种彰显。其基本内涵包括:加强亚洲外交改善睦邻关系,提升欧洲外交拓宽战略空间,维持日美同盟提高自身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加大"争常"力度。这一理念对新内阁以来的日本外交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受制于国内国际诸多因素,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菅直人内阁的对外政策与中日关系

菅直人内阁从安全和经济两个方面逐步改变鸠山内阁的对外政策:完成防卫大纲修订,提高对华防范,加强日美安全合作和构筑制约中国的地区联盟;在经济上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菅直人内阁成立后即想改善日美关系,钓鱼岛撞船事件为调整对外政策提供了契机.撞船事件后日本国内的对华外交讨论,反映出日本在中国国力上升形势下重建对华关系的思考,即加强日美同盟和对华防范,同时在经济等各领域开展与中国的互利合作.     

联盟困境、理性选择与澳美同盟的有限升级

任何联盟内部都存在联盟困境(即"被抛弃"与"被牵连")。在"美主澳从"的澳美同盟中,澳大利亚也面临着联盟困境:如果强调战略自主性则担心"被抛弃";如果强化澳美同盟则担心"被牵连"。在中国快速崛起、美国战略收缩和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澳大利亚认为有限升级澳美同盟——对美国欲"距"还迎——是其缓解联盟困境的理性选择。首先,有限升级澳美同盟不仅可以大大降低"被抛弃"的风险,而且有望提升地区影响力,同时有助于提升澳在中美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其次,由于中美两国仍将长期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澳大利亚"被牵连"至中美军事冲突中的可能性很小,而当下澳美同盟的有限强化对成熟稳定的中澳关系冲击总体有限。澳大利亚为了缓解联盟困境、提升外交地位,有限升级澳美同盟,不仅使澳大利亚收益颇丰、成本可控,收益大于成本,而且中澳关系保持有限紧张是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     

安倍政权的"主张型外交"及其影响

安倍上台后,大力推行"主张型外交"。从战略层面看,"主张型外交"的政策出发点是追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扩大国际影响,意在表明日本不甘居于二战后长期形成的国际政治地位,要让世界听到日本的声音和主张。从政策层面看,"主张型外交"旨在改变对美"一边倒"模式,增强日本外交政策的感召力,突出安倍外交特色,其中也有对华牵制成分。日本外交的新变化体现出一定的创新和改革思想,与日本对国际形势判断以及安倍本人的保守理念有关。但是,"主张型外交"过分突出价值观因素,与地区一体化的大趋势相悖,而且具有很大的政策局限性。     

“积极和平主义”背景下日本ODA政策的调整与影响

在"积极和平主义"理念的指导下,日本的ODA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呈现出由"经济开发型"向"战略支持型"转变之势。新一轮调整在援助目的上更加注重对日本外交、安保的支持效应,在援助领域上解除了对支援他国军队的限制,在援助对象上突破了发展中国家的界限,更看重对日本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安倍政府此轮调整的主要战略考量是,基于ODA自身战略功能的扩大,从而使之服务于日本"正常国家"化的战略目标,并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来制衡中国。对于中国而言,日本更具针对性的ODA增加了周边外交的复杂性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竞争压力,需要通过树立亲疏远近的外交意识,打造援助—投资范例和适度扩大军事援助来进行积极应对。     

日本安倍政府的东盟外交:基于现实主义外交的理论视角

安倍政府对东盟的现实主义外交渗透着严重的"实力支配主义"及"利益至上原则",其战略目标不单纯是谋求维护及扩大日本在东盟地区的现实利益,更意图与东盟个别国家乃至东盟整体建立以合作应对中国威胁为基本价值观、以集体遏制中国发展为战略目标的同盟体系。自2012年末安倍政府上台以来,它就通过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维度对东盟国家展开全方位的现实主义外交。但必须指出的是,安倍政府对东盟的现实主义外交暴露出强烈的逐利性,同时,刻意追求对华均势的战略效果,凸显"继承性、破坏性、争议性、自我性"的严重缺陷。     

试析日本亚太外交战略

本文从麻生政府的外交方针切入,考察日本的亚太外交战略.文章认为,日本的亚太外交战略主要应对三大地缘政治难题--东盟共同体建设弱化日本对东盟的影响;日本推进日美同盟的"开放性变革"与东亚正在形成的地区性安保机制产生矛盾;东亚合作的"10+3"与"10+6"框架之间的矛盾.文章分析了日本亚太外交战略的可行性及制约因素,解读其在地缘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战略意义,以期有助于提升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日本亚太外交战略中的地位.     

安倍价值观外交的海权向度解构

安倍价值观外交是安倍晋三内阁在当前国际体系中以西方普世价值观为政策工具来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以遏制中国的崛起并实现日本在海洋领域战略扩张的外交战略与实践。第一次安倍内阁通过价值观外交在亚太地区创设日美澳印、美日澳、日澳以及日印等四个安全保障合作机制对中国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战略包围并实现日本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上的海洋战略扩张。第二次安倍内阁重启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在推进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合作的基础上积极插手南海问题给中国维护南海主权与和平解决南海争端设置障碍。安倍在亚太地区构建针对中国的海洋军事同盟,从太平洋与印度洋两个战略向度上实现对中国的海上战略包围与遏制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     

论弱势盟国的自主性追求与同盟关系维护策略——以后冷战时代的美日同盟为例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在积极推动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其行为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日本在安全、经济和外交领域对自身大国地位的强调从未松懈过;另一方面,日本在政策实践时又表现出主动迎合和服务美国霸权利益的特征。本文认为,这一现象是日本试图同时兼顾提升同盟内部自主性与维护同盟关系的结果。从国家层面上看,日本作为美日同盟中的弱势一方始终都对同盟的不对称性心存不满,因而提升自身在同盟中的自主性动机也始终存在。伴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日本强化自身政治大国的诉求日趋强烈,而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面临的外部威胁发生重大变化则为日本提升自身在美日同盟中的自主性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会。从国际体系层面上看,东亚地区在后冷战时代出现了两大发展趋势:一是美日同盟的主题由经济向安全与政治回归;二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上升。该地区国际体系结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中美两极"的基本轮廓,从而限制了日本在美日同盟外部提升自主性的空间,迫使其不得不通过在美日同盟内部谋求自主性的提高来扩大国际影响力,其基本策略是在不断强化美日同盟和巩固同盟关系来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同时,彰显自身在同盟中的重要地位和"主观诉求",从而实现借助维护同盟关系来有限度地提升自主性的基本目标。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日本在美日同盟中不断凸显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其与美国霸权利益的捆绑,这反过来又使它自己在东亚地区陷入更加不安全的状态之中。     

霸权的联盟逻辑:理解中日博弈中的美国行为

如果说霸权国的核心利益就是护持其体系中霸权地位,那么,如果诱发一场针对挑战国的冲突能够更好地维护其国家的根本利益,霸权国可能会选择支持并乐见其依附者对潜在的挑战国发难。日本改变几十年来同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政策默契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诱导。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并表明"是时候朝建设新国家迈出一步",这明显可能激化中日现有矛盾并引发东北亚各相关国家的不安,同时也表明日本的行为可能导致美国对美日同盟的失控,对此美国以"失望"一词表明其不会在战略上被日本绑架。可见,当前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东北亚轮辐体系并非是确保该地区和平与安定的压舱石,可能正好与其宣传的结论相反,其更有可能是在某些条件下促使未来10年内中日之间外交僵化、在夹缝中艰难博弈的催化剂。中国若想改变在未来10年内的中日争端中的被动局面或至少避免美国对日本行为的无限度支持,就必须从提升自身战略力量或依靠结盟来增加制衡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