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视野下的中国地方外交

伴随着全球地方化与地方国际化的深入演绎,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积极性与自主性逐渐提升。特别是当前正在开展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地方外交提供了契机,"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外交属性契合地方外交特质,激活了地方外交的内在动力,中央政府的政策性放权助推了地方外交,沿线国家扩大合作的愿望成为地方外交的外在拉力。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地方外交面临多重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内生性外交治理能力不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困境、地方政府间竞争以及国家间关系波动。要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做好地方外交,应采取以下措施:地方政府应提高自身对外交往素养、做好中央与地方对外交往的协调、创新地方外交的工作机制及提高应对对象国国内政局变动的能力。     

中国外交中的地方因素

全球化论者认为,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在全球化时代日益被削弱,原本属于国家的权力发生了多向度的失散,通过向上和向下移交权威,中央外交正在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当代外交中,"分层"现象日益突出.中国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中央政府的"分权"使得地方政府不但获得了利益目标,而且也拥有了地方资源配置控制权,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城市在参与对外事务中可以获得国际利益,也对中央外交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和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在中国现行外交政策中实现中央与地方"共赢"的可能性.     

关于世界大变革与中国外交大转型的思考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长期指导了中国的对外政策。近些年,世界局势的大变革给中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决定了中国外交必须因时而变,与时俱进,以中国外交的大转型实现中国外交的大发展。中国外交的大转型,是基于国内外历史经验、中国现实发展、国际压力和国际体系变革诉求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推进的。因此,中国外交的大转型契合国家利益,迎合世界需求,是十分必要的。推进和实现中国外交的大转型,需要在国家领导力、国际合作理念、力量平衡、外交内政协调等方面妥善处理,以使中国外交大转型更加主动,更加系统,更富有成效。     

浅析古巴经济模式“更新”以来外交政策的发展

近年来,古巴外交取得了诸多进展,包括恢复与美国关系、成功斡旋哥伦比亚和平谈判等多项外交进展,在内外诸多变量下实现"逆境外交",使其备受世人关注。在面临诸多外部因素的变革进程中,古巴抓住了美国、欧洲、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对古外交战略调整机遇。中国进一步延续与深化同古巴的关系,更为古巴外交迎来了利好的外部环境。在古巴抓住外部机遇发展对外关系的同时,国内"更新"进程也提出了全面、多元外交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诉求。自劳尔主政以来,古巴在延续卡斯特罗等老一辈革命家独立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坚持外交理念与经济社会"更新"并举的政策。国家经济的发展与民生的不断改善助推了古巴国际地位的提升,积极、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更使其实现了保持国家独立和保护国家主权的双重目标。古巴医疗、宗教、文化外交特色日渐明显,外交政策调整成果斐然。但是,转型中的古巴外交仍将面临诸多内部和外部挑战。     

中国对非首脑外交及其启示

首脑外交是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直接或间接出面参与和处理对外事务的外交方式.中国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首脑外交一直比较活跃.近年来,习近平主席积极倡导和实践对非首脑外交,实现了中非关系由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性飞跃.与历史上相比,新时期中国对非首脑外交在许多方面都实现了创新,如赋予大出访方式以新的时代意义;在“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基础上提出“真、实、亲、诚”的交往原则,全面发展同所有非洲友好国家的关系;既不断扩展合作内容,又将首脑会晤制度化.中国对非首脑外交的大发展在中非之间增进了友谊、深化了互利合作,并且对其他双边首脑外交和双边关系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欧盟公共外交评析

欧盟公共外交源于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CFSP)发展的需要.它以"信息与沟通"为主题,以全球热点事件、文化、学术和教育交流、对外援助以及基金资助为手段,极大地充实了欧盟对外政策,增进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众对欧盟理念和价值观的认同,改善了欧盟同邻国的关系,并逐渐成为欧盟预防危机的有效机制.但是,欧盟公共外交在实施过程中仍有不少问题,欧盟内部机制缺失以及各成员国话语分权,导致欧盟公共外交活动存在分散和不连贯现象,且整体协调难度大,广度和深度明显不足.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公共外交

中国快速发展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各国都把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作为战略考量。中国要为国家振兴营造更宽松友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就须更加重视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华认知问题,公共外交因此负有重要历史使命。开展公共外交要以我为主、立足国情、兼收并蓄,借鉴吸收外国成功经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公共外交模式,政府和公众双管齐下,精心培育骨干力量,重视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浅析“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中国农业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农业外交是一种古老的外交形式,也是一项崭新的研究议题。当前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开展与沿线国家的农业外交提供了新契机——为加快中国农业的国际化经营及农业外交注入了内动力,沿线国家对于发展对外农业合作的强烈需求为中国的农业外交提供了外推力,中国与沿线各国资源的契合为中国推进农业外交搭建了牢固的桥梁。当然,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开展农业外交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包括对象国的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中国与对象国之间在农业合作中的技术层面问题、自然灾害与动植物疫情风险以及国内部门利益竞争等。要搞好农业外交,中国需要做好农业外交的顶层设计,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有效的双边及多边农业合作机制,扩大与涉农国际组织与相关金融机构的合作。     

对外文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对外文化要有效传播,需要对自身文化有准确认识和定位,注重异质文化的可对话性以及重视传播渠道中的非均衡性因素.中国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应当通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传播,塑造"和平开放"的文化内核,通过文化外交,塑造"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     

印尼苏西洛政府的"自信"外交

作为印尼的第一位民选总统,苏西洛对内发展经济、恢复秩序,对外开展"自信"外交,以重塑国家形象和实现印尼的地区大国地位.苏西洛"自信"外交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增强印尼在东盟事务中的作用、大力发展与域外大国的关系、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塑造"民主、多元、和平"的国家形象.虽然苏西洛"自信"外交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也受到了国内外因素的制约.     

民间外交涵义的学理分析

传统上,外交被认为是由一国政府的外交机构代表国家所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而民间外交的兴起带来了许多理论上的挑战.本文论述了民间外交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涵义,指出当今的民间外交与过去的民间外交已经出现了社会基础的转换,公民社会成为民间外交的新的社会基础.在对民间外交的理论动因的解释上,本文从制度需求出发提出了"政府失灵"论,以及从成本效率关系的视角提出了"节约成本"作为民间外交兴起的可能动因,但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有待继续探讨的开放性论题.     

中国外交哲学的探索、建设和实践

中国外交哲学集中体现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主要研究相关的"存在"、"意识"和"知行"的规律,探索重大和根本性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国外交哲学源于并服务于国家和国际发展需要,其基本立场和方法是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需要在物质财富持续翻番的基础上,不断加强思想文化、理论和哲学建设,发挥外交哲学对中国外交的统领作用,增加外交的实践自觉性和理论自信性,建构中国外交哲学体系,加强其学术和应用作用,深化国际交流和互动,从而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国地方政府参与中国-东盟合作的动力、进程与特点

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在双方的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东盟已成为中国地方政府重要的外部经济合作伙伴,参与中国-东盟合作是带动当地发展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我国地方政府对中国-东盟合作的参与历经了被动落实政策、主动作为和央地协力加速三个阶段,具有多样性、非平衡性、竞合性和影响双面性的特征。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对周边外交高度重视,加强央地协力、加大对不同地方政府利益和角色的协调与平衡、强化地方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意识以及充分调动沿边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将是地方政府参与中国-东盟合作的发展趋势,也是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论信息时代的网络外交

信息革命的发展,催生了网络外交.作为一种新兴的外交手段,它丰富了外交理论与实践,改变了我们对国家主权、国家权力的认识,并考验着国家外交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危机决策能力和日常外交管理机制.中国的网络外交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不少困难,主要表现在:网络和信息主权面临挤压、外交主体单一、方法不多、公关意识不强.中国应对网络外交的主体加强引导,创新体制,做大做强网络外交群体,对内建设和谐网络社会,对外开创和谐网络外交新局面.     

葛兰西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以对拉美公共外交为例

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外交在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已经成为整体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伴随着中拉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中国积极布局对拉美公共外交,形式多样、发展迅速的公共外交是中国对拉美外交整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建构主义、软实力和传播学视角下的国家形象研究是现有最主要的公共外交研究理论流派,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蓬勃发展开拓了公共外交研究的新视域。本文尝试从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出发,以该理论中市民社会、阵地战、有机知识分子、认同等最重要的概念为支柱,探索建立一个公共外交研究的新框架。本文结合中国对拉美公共外交的发展,具体分析其场域设定、路径选择、重点对象和总体效果。加强对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公共外交的学科建设,而且也对中国总体外交进程和外交政策制定有所裨益,推动中国公共外交尤其是对拉美公共外交取得更深度发展。     

美国对外政策精英集团

美国对外政策精英集团由政府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部分组成,在政府、公司和思想库三类组织中行使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功能,这三类精英群体共同制定和确立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作为对外政策最终决策者的政府精英,由于相似的教育背景、共同的安全和外交经历,日益形成了排他性的圈子.     

中国军事外交与新安全观

近年来,军事外交尤其是中国的军事外交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将军事外交定义为根据国家总体发展目标而制定的国防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国家军事部门的对外交流合作活动,并将其分为普遍性军事外交、交流性军事外交和合作性军事外交三种类型.以此为框架,通过考察中国军事外交的脉络,我们认为中国军事外交在后冷战时期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普遍性军事外交和交流性军事外交的强化,而导致这一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安全观念的变化和新安全观的确立.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意义和国际影响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结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我们科学研判世界形势,努力提升外交思维,扎实做好对外工作。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服务民族复兴,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催生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引领世界未来发展方向,促进人类进步,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国际影响。     

胁迫式外交: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转型

以特朗普政府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为标志,世界进入美国启动的战略竞争新时期,地缘政治争夺和大国竞争再度成为世界政治的突出主题。美国重振和维护世界主导地位的目标未变,但"胁迫式外交"成为特朗普政府推行对外战略的常态,美国对外行为出现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显著的变化,表现为重新激活战略军事威慑以压制战略军事竞争对手、以贸易热战和科技冷战方式打压战略经济竞争对手、以政治勒索方式逼盟友承担义务、以极限施压方式压制地区敌对国家、以退群和搅局方式阻挠多边外交。美国推行胁迫式外交与特朗普个人的执政风格相关,但根本性的原因是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和战略竞争时代的来临,推动美国对外权力输出发生了转型性变化。这也意味着美国对外权力输出方式正在发生从软实力向硬实力、从依赖制度优势向依赖实力优势的巨大偏转。美国所谓国际"领导力"正加速蜕变为维护美国特权的"胁迫力",美国权力输出的这种变化可能代表着未来美国外交发展的一种长期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