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的动向及影响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通过强化美日与美韩同盟、管理日韩冲突、自下而上发展美日韩多层次合作机制、将日韩嵌入美国多重盟伴体系等方式,加速打造“三边安全机制”。美日韩在军事安全合作、经济安全勾连、外交立场协调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这既符合拜登政府推行对华竞争的战略需要,也是美日韩对乌克兰危机、朝鲜军事活动的回应。“三边安全机制”恶化地区与国际安全局势,危害区域与全球治理,冲击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三国安全合作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但也面临各国国内政治、相互对安全威胁的认知差异等问题的困扰。     

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及应对

东盟在美国“印太经济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美国开展对华战略竞争重点争取和拉拢的对象之一。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总体上持积极认知,并采用了“借力”与“平衡”的双重应对策略,东盟与美国在该框架下围绕数字经济、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等核心议题领域的合作呈明显升温态势。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形成了分化双方关系的压力,但由于该框架与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在本质上存在竞争,因此也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鉴于此,中国应理性看待东盟国家与美国的经济合作,通过加强战略对接和提升制度合作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尽可能降低“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负面影响。     

美国—东盟海上执法安全合作的动力与困境北大核心

2022年上半年,拜登政府颁布新版《美国印太战略》,召开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强调美国—东盟关系进入新时代,还提出要进一步深化美国与东盟的海上执法安全合作,凸显“灰色地带行动”在“印太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当前,美国与东盟海上执法安全合作表现出美国为主要推动力、呈现双轨运行合作机制、由盟友优先向伙伴关系调整、深化海域态势感知与能力提升等特征。双方合作的动力是基于各自安全战略需求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考量,并借鉴了日本海警外交经验,但双方的合作将受到美国战略调整、东盟战略自主、域外国家制衡和东盟内部合作基础所影响和制约,然而未来一定时间内,美国—东盟海上执法安全合作的动力将大于困境。     

美国“印太战略”部署新动向及对中国周边安全影响

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后，为遏制中国等竞争对手，加紧推进地区战略部署，着力拼凑各种小多边安全机制：强化美菲军事安全合作并拉日澳积极参与；推动美日韩合作“制度化”；加速推进和拓展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逐渐走实。美国将东南亚作为实施“印太战略”的重心，并利用“离岸平衡”策略打造多层式、网络化遏华盟伴体系；同时大力推动海洋军事战略转型，竭力制造台海和南海联动效应，并有意裹挟地区盟友共同进行军事干预。这使得中国维护周边和地区稳定特别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难度增大，中美陷入冲突的风险也随之上升。面对这些严峻挑战，中国应坚持底线思维，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同时积极主动塑造周边安全环境，力争突破美国的战略布局。     

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本质、影响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2022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东京宣布与印太地区的13个国家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的谈判进程。“印太经济框架”作为美国开展印太区域经济合作新的制度体系，从本质上讲，是一份以美国利益优先的印太区域制度整合方案，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开展对华竞争的行动纲领，其未来必将会对我国的海外市场、供应链稳定、区域数字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以及区域各国制度整合等方面带来不确定性的影响。为应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可能影响和挑战，我国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整合“一带一路”倡议和RCEP，推出区域数字规则的“中国方案”，构建我国跨国企业主导的区域供应链，以RCEP为抓手，推动区域制度整合。     

从亚太到“印太”：美国地区安全战略的变迁与回归

拜登政府对“印太”地区的重视程度远超冷战结束后的任何一届美国政府,美国为充实印太战略采取了诸多政策行动：增加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战略资产,强化和固化原有的“轴辐体系”,拓展或创设新型多边合作架构,提出诸如重建更美好的世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印太经济框架等全球性或地区性新型倡议,将美国与各国的合作拓展到政治、经济、技术和安全诸多领域,致力于建构排斥中国的制度安排。至此,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完全转型为印太战略,其政策目标愈益明晰,政策手段丰富多元,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从等级制转向扁平化,该战略覆盖的地理范围拓展到本地区每一个角落。经过冷战结束后三十年的经济全球化洗礼、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地区一体化的种种尝试,亚太地区正面临再次成为地缘政治竞技场的风险,美国针对的国家从冷战时期的苏联转向如今的中国。美国的印太战略或者对华战略能否奏效,并不单纯取决于美国的战略规划,还将受到其他因素的深刻影响。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

拜登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印太战略”小多边机制落地,加强对华围堵。本文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发现拜登政府利用“印太战略”在基础设施、供应链和技术领域打造排他性的小多边倡议,在军事协调、军事技术转让和军事情报共享层面创设竞争性的小多边机制,在价值观层面构建功能性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意图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编织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华遏制“集团”网络。机制化是集团化的手段,集团化是机制化的目的。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既有扩大“印太”地区“朋友圈”的战略考量,也有掌握引领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的制度诉求,更有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权力诉求。尽管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面临着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政策诉求差异、战略平衡困境和成本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掣肘,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将弱化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中国安全风险,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发展轨迹、影响及趋势

文章通过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对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所采取的东南亚政策的影响和轨迹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未来东南亚政策的发展趋势作出合理推测，对中国及东盟国家的应对之策进行分析研究。文章认为，相较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地区的“冷处理”和“边缘化”，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有了较大调整，其执政显著加强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投入，提升与东盟国家外交关系，强化在东南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重塑地区规则秩序。受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影响，当前东南亚地区多边合作遭受冲击，和平安全隐患显现，现有经贸秩序也受到冲击。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关系积淀深厚，东盟国家“不选边站”立场韧性较强，拜登政府执政首年对东盟国家的接触拉拢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为此，拜登政府通过《印太战略报告》作出一定政策调整，着重强化长期影响力渗透力。未来拜登政府将在《印太战略报告》方针指导下持续加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话语权，构筑并强化遏华阵线。然而，拜登政府政策执行仍面临国内外多重因素掣肘和挤占资源，同时中国坚定携手东盟国家维护地区开放合作主基调，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导致美国难以达成其战略意图。     

拜登政府“印太供应链联盟”的战略逻辑与困境——基于供应链权力视角的分析

构建“供应链联盟”是拜登政府对华制衡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强化美国对印太地区供应链的控制力,削弱中国影响力。拜登政府无视供应链权力结构的本质特征,利用地区各国对其安全、经济依赖,推动供应链由“经济驱动”向“政治驱动”方向调整。然而,权力来源多元、环节复杂交叉、相互依赖导致一国控制供应链的难度愈加提高。面对供应链复杂性与中国生产、资源、市场优势,“联盟”难以精确确定对华“断链脱钩”范围,亦无法根本性降低对华依赖。而在分散化供应链权力结构下,美国的伙伴国势必在发展与安全间寻求平衡,拜登政府协调联盟的难度持续加大。供应链权力结构调整的结构性动力来自于中美实力差距变化,所谓“联盟”难以实质性强化美国的供应链权力,中国与域内各国所形成的供应链黏性成为反制美国单方面对印太供应链塑造的基础。     

美韩同盟新调整及其限度北大核心

美韩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双边同盟,被韩国视为外交安全基轴。特朗普时期,在“美国优先”冲击下,美韩同盟一度出现“漂移”。拜登上台后,重新以共同价值观凝聚盟友、遏华谋霸,在“印太战略”框架下重塑美韩同盟。这一系列调整,蕴含着美韩同盟从地区同盟向全球同盟转型和围遏中国的潜在意涵,将对朝鲜半岛局势、东北亚区域秩序和中韩关系造成冲击。从长远看,美韩围绕对朝鲜政策、战略自主存在分歧,日韩关系前景难测,这将对美韩同盟的深化形成制约。     

系统属性、内外协调与拜登政府的对朝政策

系统属性与内外协调是美国对朝政策的重要特征，这源于朝鲜半岛地区是一种紧密型的地区体系。冷战结束初期的“一超多强”格局使得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的系统属性较弱，内外协调的特征十分明显。随着遏制中国战略的制定，美国对朝政策的系统属性逐渐增强，对朝政策逐渐失去独立性，开始套嵌于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在内外协调方面，因国内战略共识的形成，内部协调的必要性逐步下降，但因韩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存在，外部协调的特征仍然明显。从冷战结束初期的克林顿政府至当下执政的拜登政府，美国对朝政策整体上的发展轨迹展现出了上述特征。拜登政府执政后标榜其对朝政策以朝鲜半岛无核化为目标，并追求一种精准而务实的方法，但实际上，其对朝政策已全面回归至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战略忍耐”政策，且因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体系的构筑以及对朝延伸威慑的强化，具有“战略忍耐”加强版的特征。拜登政府的这一政策本身内含着其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会刺激朝鲜，使朝鲜的拥核意志更加坚定，另一方面，它还需抑制因“朝鲜威胁”的存在而日渐走强的韩国拥核冲动，以使韩国在安全战略上更加依赖美国，这会促使矛盾和张力在美韩之间以及韩国国内左右政治势力之间产生，激化韩国的党争，进而...     

“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

近些年来,世界战略重心东移,美国“重返亚太”,印度与印度洋战略重要性上升.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印太”作为一个新的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概念在澳大利亚、美国、印度等国的学界和政界被广泛使用.在“印太”语境下,中国的地区影响力遭遇人为淡化,中国的海洋活动受到格外关注,部分国家积极筹划针对中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和小多边机制.但由于各自利益驱动,在“印太”框架下,有关国家在联手制衡中国的问题上尚未取得一致立场.     

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评析北大核心

拜登政府主导发起的“印太经济框架”聚焦联通经济、韧性经济、清洁经济、公平经济四个重点领域,试图重塑与强化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权,并利用该框架进一步深化、巩固与地区内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同时实现振兴美国经济、增强美国竞争力的国内政策目标。“印太经济框架”的灵活谈判方式有助于该框架的推进,但也面临制约因素,如约束与激励机制不足、参与方利益矛盾、多元协调难题等,从而陷入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该框架对美国在该地区战略的推进、中国的经济存在及地区一体化进程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或挑战。有鉴于此,中国需继续坚持办好自己的事情,紧紧与世界融合在一起,同时增强塑造周边战略环境的资源投入与政策能力。     

美国与太平洋岛国伙伴关系的最新进展北大核心

近年来，拜登政府努力打造美国“印太战略”体系，积极拓展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并为此推出《太平洋伙伴关系战略》这一全新的制度安排。目前，美国的太平洋岛国伙伴关系战略逐渐推进，在外交存在、安全与防务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拜登政府借助三大层次的制度架构逐步实现其战略目标，又努力避免过多的承诺和过重的财政负担。从长远看，太平洋岛国对民主和地区主义的本土化理解、与美国在遏制中国上的不同立场以及美国财政援助存在的问题都使拜登政府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实践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印太战略”与“全球英国”战略交汇下的日英安全合作北大核心

在"印太战略"和"全球英国"战略交汇下,日英安全合作不断深化并呈现浓厚的印太指向。安全合作上,两国高层安全互动紧密、安全磋商级别高、安全合作机制多,部队间防卫合作与防卫交流密切,并在朝核问题上合作应对。特别是,日英将印太安全作为合作的战略重点,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日英强化安全合作具有多重动因,其对印太安全合作的深化则更多源于战略因素,包括应对美国战略调整及日英各自主动的战略诉求、印太地区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谋求对印太地区进行秩序塑造等。日英安全合作虽面临挑战,但在两国战略持续深化和大国竞争的时代背景下有持续强化的趋向。     

韩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转变：考量与影响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后，韩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经历了文在寅政府时期“谨慎且有限地参与”以及尹锡悦政府时期“积极地调适型参与”两个阶段。尹锡悦政府执政后转变对“印太战略”的态度，主要包含对朝鲜实施安全威慑以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以加入“印太战略”为杠杆重塑中韩关系从而缓解安全困境、推广“韩式民主价值观外交”以提升韩国在地区秩序中的地位以及推进“东盟政策”以寻求经济新增长点四大考量。从短期看，这一转变将激化朝韩矛盾，加剧地区紧张；提升“印太战略”的经济吸引力，对“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挤出效应；强化“印太战略”的“去中心化”特征，在地区秩序构建上增大对中国的压力。但从长期看，由于尹锡悦政府并未脱离“立足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战略”的原则，仍具备“底线理性”，加之“印太战略”无法有效满足韩国的经济、安全与战略诉求，韩国缺乏持续参与“印太战略”的动力，其负面影响总体可控。     

拜登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及其对中国的生物安全“竞赢”战略

拜登政府上台后发布了《新冠应对和大流行防范的国家战略》《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和《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和实施计划》等聚焦生物安全的系列文件和倡议,标志着生物安全战略已经上升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议程。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生物安全危机,拜登政府通过调整国内生物安全治理机制、加大生物安全领域的投资和开展卫生外交三种路径来推行其生物安全战略。该战略呈现出“全社会”“伪多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化”等特点,其目标在于：以促进美国生物安全强化美国整体国家安全、以生物安全为议题重塑美国国际领导力、以发展生物产业巩固美国生物技术霸权。在美国已确立对中国实施全面“竞赢”战略的背景下,生物安全治理领域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竞争的场域。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制度和生物技术经济两个方面。拜登政府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和以“竞赢”为基调的生物安全战略使得中美生物安全合作前景黯淡。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已产生“集群”效应,推动轮辐结构向网状结构转化.本文以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三组三边合作为考察对象,分析了网络化的新进展及其深刻背景,并对三边合作发展为“亚太小北约”的前景作了分析.本文认为,三边合作在机制化以及安全合作的深化两大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源于美国的政策调整、三边关系中双边安全合作的加强以及亚太地区现有多边机制的不足.未来三边合作能否发展为“亚太小北约”取决于美国的决心与能力、双边关系的发展水平以及各方联合对华的程度,中国需对此密切关注.     

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与前景评估

美国推进“印太战略”具有四个方面的资源优势，即与“印太”地区的长期联系所奠定的历史基础、本国强大综合实力所提供的重要物质基础、“印太”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生态所创造的外部条件以及参与并赢得大国竞争经历所积累的丰富战略经验。美国“印太战略”在认知层面、政策层面以及战略层面取得了一定进展。首先，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与推进提升了国内两党对“印太”地区重要性的认识，同时还促进了其他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对“印太”地区的关注与政策跟进。其次，美国“印太战略”的总体政策架构已经形成并日益完善。再次，美国“印太战略”对被其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中国构成了较大挑战。然而，该战略的推进也面临着六大制约因素。因而，“印太战略”的前景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意志与行动，还取决于其他诸要素的共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