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届“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论坛”综述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成为时代需要,全球学成为新兴交叉学科,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全球治理研究的时代任务。在此大背景下,2013年6月20日,全国首届"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治理变革与国际法治创新"。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

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为维护战后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各国的开放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自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多边贸易体制缺乏公正性,区域贸易协定不断涌现,导致全球贸易治理出现"碎片化"趋势,非正式制度安排缺乏法律的约束力,合法性也受到质疑。全球贸易治理机制的缺陷导致了诸多治理低效率问题,逆全球化浪潮就是贸易治理机制低效率的突出表现。此外,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地位日益上升,现行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所界定的利益分配格局越发不合时宜。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并付诸实施,将会引领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促进全球贸易治理向公正导向、发展导向转型,将整合"碎片化"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引领新的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全球贸易治理提供新的多边合作平台。"丝路新秩序"为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设定新范本。     

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权势转移、治理失灵以及全球治理自身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显得必要且迫切。本文在借鉴不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模式应该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型。具体的转型路径包括: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治理理念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对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因此应通过能力提升、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处理好双重国家身份的关系等方式来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试析国际组织的协同治理策略——以国际劳工组织推广“社会保障底线”政策为例

协同治理是一种国际组织通过"中间人",利用软性约束开展间接治理的方式。本文利用这一概念分析了2009年以来国际劳工组织(ILO)推广"社会保障底线"政策的过程。ILO一直视实现惠及全民的基本社会保障措施为组织宗旨与目标,但其缺乏必要的执行手段与工具。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ILO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讨论。在此过程中,它以联合国系统以及G20机制为"中间人"开展协同治理活动,不仅使得社会保障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而且推动世界主要国家以及世界银行、IMF支持"社会保障底线"政策。此外,通过对比发现,国际组织协同治理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人"的制度特征。G20作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论坛,在推动落实全球社会治理政策上十分有效。     

“健康丝路”视角下的中国与全球卫生治理北大核心

在多次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不断提升公共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并加快融入全球卫生治理体系。随着"健康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和推进,其效应不断外溢并对国际双边和多边卫生治理合作产生深刻影响,有力促进了区域和全球卫生治理理念的创新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当前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既凸显了共建"健康丝路"的重大战略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对"健康丝路"的行稳致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为推动"健康丝路"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未来中国应以构建生物安全体系、完善国际多边治理架构和提升"健康丝路"机制化水平为建设路径,不断夯实"健康丝路"的基础和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     

“一带一路”完善国际治理体系

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更加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美元特里芬难题注定无解。在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文献梳理和综述分析的基础上,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整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在全球的经济格局中超越发达国家整体水平之后,寻求解决和避免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在美元为单一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特里芬难题无解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一呼百应,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大势所趋,从人民币国际化来谋求以国际货币体系为代表的国际治理体系变革的政策建议。     

当前二十国集团的机制化困境及应对之策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应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由此拉开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序幕。然而,受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关系一系列新趋势、新特征的影响,G20自身的机制化困境也日益显现,成为其成长为"全球经济治理新架构"的重要制约因素。G20给崛起的中国提供了推进国际治理体系和平转型的抓手,中国应当充分利用2016年作为G20主办国的机会,努力推动G20的机制化建设,为和平发展事业创造有利条件。     

环渤海经济带与东北亚经济圈的物流合作机制

全球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东北亚在物流领域合作的需求急剧上升。尤其面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对东北亚区域的物流整合重组已迫在眉睫。环渤海经济带处于东北亚经济圈中心位置,其独特的物流资源成为加强东北亚国际物流开发合作的优势。在分析环渤海地区及东北亚区域的物流资源条件下,以当前东北亚的物流合作为基础,提出了东北亚物流合作机制,建设"一区、三枢纽、五通道"的东北亚区域物流中心。     

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全球观念变迁的主要规律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全球观和外交思想为基本研究对象,以其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为研究重点,从国际身份、国际互动等角度分析其全球秩序观的变迁规律,从国际治理原则、国际制度观等四个变量研究其全球治理观的变迁规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大为划分时期的主要节点来阐述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变迁的经验内容。与此同时,作者还从党情、国情、世情相结合的角度以及国际正义观、国际制度观等方面来总结影响其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的相关因素,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全球观现在面临的三大机遇和三大挑战,认为中国共产党针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不断完善其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要坚持三大"平衡"原则,即区域秩序观与全球秩序观相平衡、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相平衡、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平衡。     

中美摩擦的国际规则之争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美之争是全球治理陷入当前困境的外在表现。全球化发展至今,军事等传统安全问题已经不是全球治理最大的困扰,如何在全球权力结构变化之下调整治理思路、模式以应对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具有跨界特征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现有的全球治理具备了奥兰·扬所提出的国际制度变迁的内部矛盾、权力结构变化、外部压力等要素,已处于明显变革之中。与全球治理并行推进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议程"),以新型伙伴关系合作、多元化等核心理念获得了全球最大范围的支持,并由于具有显著的外部性而承载着全球治理的责任。"2030议程"在理念普适性和目标务实性方面的优势,为全球治理以可持续治理为新内涵实现理念的转换和相关实践提供了机会。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主导力量不足以及公共产品匮乏的现状,将严重制约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落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推进相关国家、地区的有效发展和治理。~①中国在主动提供治理公共产品的同时,不断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多方参与分享的创新理念提高相关国家的参与能力,为国际可持续治理培育和储备支持力量,并推动解决治理变革的关键制约因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得到全球认可和支持,全球可持续治理将不断从中获得现实和潜在的改革动力。因此中国可以更多的担当,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角度,通过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充实,将"一带一路"倡议定位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

近年来"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与讨论。目前,中国综合国力迅猛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俱增。与此同时,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程度大大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加深。因此,在当前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探索全球治理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安全等机构的治理改革,增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危机

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三个阶段。牙买加体系实际上实行的"美元本位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美国滥用其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特权的结果。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风险,同时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另外还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带来了重要的契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场涉及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利益重大调整的深刻变革,因此将是一个充满荆棘的异常曲折、复杂的漫长历程。     

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中国策略

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全球经济治理也因此进入新的历史时代。从治理客体上看,数字技术拓展了全球经济治理空间,使全球产业治理、贸易治理、货币金融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从治理手段上看,数字技术带来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创新,并从全球经济信息交换、风险防范、危机应对和政策效能评估等方面引发了全球治理变革。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把握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改革和创新进程中面临的新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国际合作,不断提升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机制变革的进展及问题北大核心

目前,美国股市接连发生熔断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金融黑天鹅事件给国际金融稳定带来了巨大挑战。为应对全球金融风险,推进国际金融机制变革就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近年来中国推动国际金融机制变革取得了一系列积极进展,包括推动金融稳定理事会完善全球金融监管框架;促进世界银行批准新的增资和份额改革方案;落实新开发银行扩员计划;扩宽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在全球金融治理的合作新领域;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但是,美国金融霸权施加的结构性压力、西方国家对于新机制运营政策标准的质疑和新机制的金融公共物品供给能力较弱等问题也是中国面临的主要现实挑战。展望未来,中国应当在继续促进世界银行和IMF份额改革、完善新机制的政策标准和监察机制建设、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新理念落地化和发挥新机制在全球金融公共物品供给上的增量改革效应等方面积极作为,从而有望将国际金融机制变革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均衡困境与金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及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对金融安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迁创造了强大的外部动力,并使之成为二十国集团(G20)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核心议程之一。随着危机影响的逐渐消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陷入了"均衡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迁在达到或持续趋近于最优状态之前,便停滞于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危机所创造的变迁动力逐渐减弱,主要国家行为体继续维持、接受或无力独自改变既有国际货币体系。在此均衡困境下,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已久的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相关问题、汇率制度多样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汇率波动和汇率失调、国际收支调节不力导致的宏观经济失衡、国际货币组织低效等。从国际货币制度变迁与金融安全的角度而言,后危机时期的改革并未带来一个更加安全的金融世界。     

世界格局、国际制度与全球秩序

后金融危机的世界,一超多强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在这一基本架构之中,一超实力有所减弱,形成了美国、欧盟和新兴大国三种重要力量的三元结构。由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跨国威胁成为重大挑战,全球治理需求急剧增加,而现有国际制度却表现出明显的供应不足,于是,充实和改革国际制度以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三种力量合作的关键领域。三方具有合作的基础,但各方对利益轻重缓急的界定又不尽相同。未来全球秩序取决于这三种力量的合作,合作的关键在于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良性互动。     

中美战略竞争与中国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大国关系是国际格局的重要宏观影响因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盛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受其影响停滞不前，国际政治经济区域化趋势明显。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美国利用“离岸平衡”战略使亚洲地区合作处于离散、复合交织的状态，区域经济对外依赖始终较强，一体化发展远远不足。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下区域治理思想对当前区域化变革具有较强指导意义，其核心是大国驱动、多边合作以及完善的合作机制等。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是经济区域化发展的核心表现。亚洲价值链区域化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国作用缺位和机制不完善。当前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日益提升，中国应依托自身对全球及区域治理影响，以及强大的市场优势，主动引领亚洲区域一体化，发挥大国对价值链生产端和消费端的驱动以及推进区域合作机制完善等作用，加快提升区域价值链的自主能力，不断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     

G20与国际秩序大变局

G20峰会仓促登场并匆忙机制化,直接导因是全球化背景下第一场金融危机与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衰退,但深层根源在于近10余年来尤其是最近5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各国发展模式、世界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全球发展失衡只是这场危机的表象,上层建筑(全球治理机制)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脱节是这场危机的关键.     

探析全球治理转型中的“中国方案”

随着全球化、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格局发生了深刻演变。"中国方案"应运而生,以期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创新完善国际秩序,促进东西方文明融合,并向世界传递中国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信心。过去5年,中国为构建全球治理理论体系、补充完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相关治理规则、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等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有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今后则面临着引领世界走出低增长困境、破除传统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惯性、促使东西方意识形态竞争趋于融合等挑战。归根结底,深入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攸关国际秩序的基础,也关乎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理应为之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