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治理的多元挑战与中国对策研究

有效的数字治理是数字经济时代新型经济全球化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全球性跨境运营模式、各类信息的数字化以及数字平台治理责任的不确定性等导致与传统治理相比,全球数字治理难度增大。从经济、技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层面来看,全球数字治理面临多元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不断扩大,领先国家在数字领域的规范和标准之争加剧,数字霸权主义抬头和破坏性技术的社会影响加深等。面对上述挑战,中国作为倡导者和先行者,应积极推动全球数字治理变革,构建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全球数字治理体制。中国应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借助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积极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合作,实现数字治理与国内发展战略的深度融合。     

欧盟数字治理:理念、实践与影响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近几年来欧盟加速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数字主权"的战略理念,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欧盟在规范数字市场发展方面持续发力,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新的监管规则,成为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制定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依托于庞大的数字经济市场和先进的技术基础,欧盟将数字治理理念推向世界,产生的影响值得重视:一是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中的"欧洲色彩"愈加浓重;二是欧盟数字单一市场对全球数字经济格局的塑造力不断提升;三是"消费者主权"正在成为全球数字治理领域的新特征。     

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现状与前景北大核心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发展复杂多变的今天,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较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持续保持发展活力,"新零售""新制造"等也在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日常,并逐渐影响着人类社会治理领域一系列的价值观念。金砖国家通过不断完善合作机制,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数字金砖已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鉴于数字经济发展本身特有的规律特点,金砖国家在深度合作方面也面临现实挑战,特别是有必要重新认识技术突破国界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问题以及数字巨头权力过度扩张对国际格局带来的影响等。在今后合作路径方面,金砖国家间可通过开展功能性合作,不断磨合彼此的差异和分歧,共同探寻数字利益增长空间,携手开启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数字经济新未来。     

数字全球化、数字风险与全球数字治理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全球数字风险和危机日益凸显，全球数字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紧迫议题。厘清数字全球化的概念和特征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当今全球化转型与发展的大势。数字全球化既为世界发展带来机遇，也容易诱发数字鸿沟、数字博弈、数字霸权、数字冷战、数字安全、数字垄断、数字极化、数字政治化、数字自由、数字隐私权等诸多数字风险。为有效应对这些风险，全球数字治理应高度关注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伦理、数字舆论、跨境数据流动、数字规则等重要议题，筹谋制定好全球数字治理战略和政策，努力实现数字世界的公平性、非歧视性、非霸权性、开放性、高效性，加强全球数字治理的问题意识，树立全球意识、时间意识、总体意识、创新意识、前瞻意识，在维护国家数字利益的同时促进全球数字福祉。     

中国人工智能治理的理论构想：基于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的思考

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随着中美两国之间竞争和博弈的愈发激烈,在美国的科技封锁和制裁之下,中国当下的人工智能发展备受掣肘,人工智能治理理论亟须进行重构。新加坡是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协定的先行者之一,自2020年以来陆续和5个国家完成了4个数字经济协定的谈判。同时,新加坡还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倡导者,通过对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中人工智能规则的梳理和先进发展经验的总结,可以更好地为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提供借鉴与启示。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中人工智能规则的共同目标可以概括为“搭建一个国际性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实现目标的方式是以《英国—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第8.61-R条为参照范本,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的力量,开展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促进人工智能技术“道德、可信、安全和负责任”地发展。对中国而言,今后应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出发,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在国内层面,正处于研究制定中的《人工智能法》可以考虑采用“促进型立法”模式,以更好地推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国际层面,应继续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程,同时积极申请加入“人工智能全球伙伴关系...     

国际数字经济竞争新态势与中国的应对

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已有的竞争秩序,加速国际经济竞争格局的重塑,跨国公司与非跨国公司、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竞争优势有可能出现重大变化。西方发达经济体从抢占国际数字市场、争夺数字科技优势地位、主导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方面强化自身的竞争力,谋求在国际数字经济竞争中抢得先机。中国应通过“数字一带一路”建设助力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一道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妥善处理与西方发达经济体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与分歧,推动各国共享数字经济红利。     

拜登执政以来的美欧数字基建合作：特征、动因与影响

拜登执政以来，美欧通过“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和“全球数字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等计划形成数字基建合作的全新态势，呈现以西方价值观渗透数字基建规则、以“印太”为重点区域、融资渠道趋于多元化和机制化的鲜明特点，针对中国的指向强烈。美欧开展数字基建合作有抓住数字治理领域有利条件提前布局的考虑，也是双方希望加强对华竞争和主导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的谋划结果。展望未来，美欧数字基建合作对跨大西洋同盟、国际数字合作和全球数字治理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也会抬升美欧针对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博弈烈度，但其成效仍受到美欧自身能力与各方意愿的限制。中国应充分把握美欧全球数字基建合作的逻辑，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世界各国数字基础设施良性健康发展。     

美国主导IPEF数字贸易规则构建：前瞻及应对

美国通过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回归印太数字贸易治理体系，旨在占据印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高地，同时获取印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为兼顾IPEF数字贸易治理谈判效率与成员多元性，美国预计采用“整合谈判”与“零散谈判”双轨并行的方式，且优先着眼于与核心成员达成“早期收获”。IPEF数字贸易规则将根植于“美式”和“新式”数字贸易治理理念，也会回应新兴趋势和技术发展所需，并与美国“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相契合，还将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和中美数字贸易治理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其中，“跨境数据流动和存储规则”“数字产品非歧视性待遇规则”和“新兴技术规则”是美国推动IPEF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重要抓手。中国将面临在印太地区数字贸易便利化系统构建、新兴技术标准制定以及中小企业合作中被边缘化的风险。对此，中国应理性务实加入印太地区既有数字贸易安排，并依托数字服务市场制度型开放，积极提供数字贸易治理的“中国方案”，提升数字贸易治理话语权。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转型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目前正经历从一个"侧重经济治理、务虚为主"的"对话论坛"向"政治与经济治理并重、务虚和务实相结合"的"全方位协调机制"转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的建设对推动金砖合作机制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导致一定程度上"金砖威胁论"的兴起。本文在阐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转型的基础上,从金砖国家在G20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以及金砖国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案例实践出发,提出金砖国家合作的基本定位是"内谋发展、外促改革",旨在推动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包容式改进",而非对抗发达国家或推翻全球治理体系。     

世界格局的变化与全球治理的发展

全球治理伴随国际秩序的创建而来,并随国际秩序的演进而发展。当前,世界格局面临百年之变局,国际秩序进入历史重塑期,全球面临包括大国冲突、秩序失序、异类社会思潮涌动和全球气候变暖等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挑战和风险。因此,作为处理和应对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机制,全球治理应发挥其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的历史性作用。为此,应把握好新时期全球治理的方向和目标,维护多边主义,加快国际机制改革,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以促进经济全球化,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帮助,加强环境保护。建构和完善全球治理的平台和机制,从全局上看,应对作为首要全球治理平台的G20目标进行新的调整,建立"五个常任理事国"(P5)首脑峰会机制;在政治安全上,有效推进以安理会改革为中心的联合国改革,并建立安全新领域诸如网络、外空、极地等领域的国际公约谈判机制;在经济与贸易上,加快WTO、IMF等经贸机制的改革,支持并推动新的多边经贸机制的发展,将旨在推进全球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建设全球化。     

欧美债务危机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

欧美债务危机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最重要经济事件,将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降低,新兴经济体的比重相对增加;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落后于国际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其未来改革方向仍未根本确定;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仍处于转型和探索中,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积极推动。     

欧美债务危机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

欧美债务危机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最重要经济事件,将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降低,新兴经济体的比重相对增加;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落后于国际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其未来改革方向仍未根本确定;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仍处于转型和探索中,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积极推动。     

低碳经济背景下的全球气候治理新趋势

《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由上至下的减排义务分配体系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免责优待构成了全球气候治理"京都模式"的主要特点。由于这两大制度安排与实际需求的矛盾,全球气候治理很快陷入困境之中。《巴黎协定》对"京都模式"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是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多元行为体和关键国家共同推动的结果,将有效地化解"京都困境"。一方面,多元行为体和关键国家在多个层次上对治理实践的创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从以国家减排为重心转向以经济低碳化为重心。另一方面,随着多边气候谈判僵局的持续,发展中国家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的认知逐步更新,而发达国家推动的"自愿减排原则"的传播也为南北气候治理规范的再融合创造了条件。为有效利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这一机遇期,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发展低碳经济,并主动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展、挑战与努力方向

进入新时代，中国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解决全球经济治理难题作出了诸多贡献。中国之所以能够将强大的经济实力成功转化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突出成就，关键在于顺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现实需求，以强大的决胜力、感召力，强化内外政策的联动、汇集各方伙伴、凝聚各方力量。但中国要在全球经济治理舞台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还面临着现行治理体系主导国的牵制、日益严峻的逆全球化趋势以及新兴领域治理难以达成共识等现实挑战。未来，中国需要在准确把脉全球经济治理的特点与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新环境与新变化，按照“十四五”规划的目标和要求，更好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亚投行的全球金融治理意义、挑战与中国的应对

由中国主导筹建的亚投行已经升级为当前全球金融治理领域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亚投行热"折射出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政治化、区域问题全球化、多边问题双边化以及技术问题复杂化;其深层的内在逻辑是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不合理性,以及除美国之外的全球各国推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强烈愿望与改革事实上的不可得性之间的尖锐矛盾,而并非所谓的中国影响力在亚洲乃至全球的扩张。亚投行对于全球金融治理的冲击更多地是观念层面上而非实际意义上的冲击,其全球金融治理意义则是增量上的改革以及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贡献和改变。目前,中国应坚持从"细处着手、务实稳健"的亚投行战略,"利益交换、互惠共赢"、"由东至西、以海带陆"、"舍短求长、后发制人"应当成为这一战略的核心原则和主要对策。     

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基础、挑战与路径

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对“一带一路”建设和提升中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意义重大。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各国纷纷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电子商务发展方兴未艾,电子政务能力不断提升,但各国数字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有着良好的基础,双方已建立起较为稳定持久的互信关系,都提出了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已有多层次合作机制,中亚国家对双方合作的内在动力较强。但双方合作也面临不少挑战,中亚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数字人才紧缺,网络安全和地缘政治风险亦不断增加。中国和中亚国家可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治理、电子商务、数字人才培养等路径入手展开合作,因国施策,共建数字丝绸之路。     

东南亚数字经济安全化的动因与特征

数字经济的安全化逻辑表明,权力属性是此种进程的根本驱动。“安全化”标签能够提供观念性的“特殊权力”,数字经济则能提供物质性的资本权力以支撑“特殊权力”落地,而由数字资本权力统合的数据权力和技术权力则是数字经济权力属性的重要来源。东南亚数字经济安全化正是围绕权力要素生成,大国数字权力争夺掀起对国际数字经济安全化的重视,东南亚受到波及后借势寻求数字经济发展契机以期实现区域自主,东南亚域外大国与东南亚域内国家间的数字权力二元张力则进一步推动该区域数字经济安全化的演进。为获取物质性权力以确保安全化逻辑成功和“特殊权力”落地,各方势力着眼数据规则权力、技术优势权力和企业资本权力在东南亚地区展开激烈争夺。东南亚数字经济安全化问题的持续发酵,致使5G设备选购偏好成为政治站队“信号”,数据跨境流动笼罩在安全疑惧阴霾之下,国际数字经济安全化走势亦难有转圜空间。     

全球金融空间变化趋势与国际协调

目前,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金融脆弱性加剧,全球金融空间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体现为数字金融发展对金融地理的影响、全球金融空间功能性分化、全球金融中心的多极化与生态化。这些变化趋势推动着全球金融空间内主体多元化与功能结构的改变,随之而来的风险包括全球金融治理效率低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空间被挤压等。为此,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应敦促国际社会以新型网络化治理增加国际协调空间,以帕累托改进化解国际金融监管协调困境,并在"一带一路"建设与金融开放进程中,做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营造出具有区域特色的金融生态,以便在全球金融空间变化过程中,对本国在空间中的定位与伙伴国的选择进行清晰的预判。     

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权势转移、治理失灵以及全球治理自身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显得必要且迫切。本文在借鉴不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模式应该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型。具体的转型路径包括: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治理理念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对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因此应通过能力提升、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处理好双重国家身份的关系等方式来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全球治理:中国与拉美构建伙伴关系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与拉美构建全球治理的伙伴关系符合全球治理、中国外交转型及中拉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中国与拉美的双边经贸关系呈跨越式发展,但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水平很低,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拉美是全球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与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维护和完善全球治理规则及在一些重大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但由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艰巨性和一些拉美国家的国家身份认同出现了变化,中拉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仍面临许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