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利用跨国公司

序言关于跨国公司与其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向来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些关系是剥削性的,并且严重地损害了东道国的利益。另一些人认为,跨国公司对其东道国的贡献是积极且令人满意的。尽管这些关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关系的看法大相径庭,大多数东道国都相信:“它们能够促使厂商充分适应国家的利益”。大多数东道国都鼓励跨国公司在它们的国内办企业这一事实恰恰反映了东道国政府的这种基本信念。否则的话,它们向跨国公司提供奖励措施便毫无意义了,除非有人执意认为东道国是由于处在跨国公司或其母国的严密控制之下才“被迫”提供这些奖励措施的。     

讨论会总结述评

这次圆桌讨论会为所有的有关各方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阐述他们对跨国公司与东盟各东道国(包括政府方面和国内私人经济部门方面)之间的关系问题。大家普遍承认,跨国公司对这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对东盟地区实现更大经济合作的努力,都能作出积极的贡献。虽然两方面都为自己诉苦,但是很清楚,双方改善关系和为实现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国家竞争力的影响

过去对于国家竞争力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本国企业与本国竞争力的关系,然而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国外跨国公司子公司对东道国国家竞争力的影响不容忽视。由于不同跨国公司的战略动机和子公司的经营环境差异,不同子公司在跨国公司内部扮演着不同的战略角色。本文着重研究不同角色的子公司对东道国国家竞争力的影响差异,以及政府的对策选择,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思路。     

中海油并购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义学派的角度对2005年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公司的案例进 行实证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发达国家依靠其经济优势, 采取国内制度设定的方式对跨国公司的跨国 并购进行种种限制, 从而导致了跨国并购在国家间的不平衡。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吸取这次教训, 对于政府而言, 在国家决策层面上充分运用制度设定的方式合理规避全球化给国内经济带来的负 面效益;而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在走向海外市场时应该充分注意东道国经济因素以外的国内政治结 构的作用, 及早作出应对措施, 增加成功的几率。     

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虽然区域合作多数以经济合作为主要形式，但IPE理论认为区域合作是国家获取财富和追寻权力的同步过程，它的实现既需要经济基础，也需要政治协调，而且政治障碍往往能够超越经济凝聚力。当前，东北亚区域合作虽然具备了经济基础，但面临着严重政治障碍，呈现出“政冷经热”的局面。依据IPE理论，东北亚区域合作进展缓慢在于缺乏国家间政治协调，使国家的经济行为受制于区域政治关系和权力结构。因此，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协调是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关键。     

华人少数民族问题在国家关系中的特点

本文从(1)一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族群问题;(2)以国家为民族单元的国际问题;(3)以人种为单元的国际民族或跨界民族问题三个层面论述华人少数民族问题在国家关系中的特点,以说明民族、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与华人问题的表现内容,勾勒地缘政治结构中华人问题的复合性.     

越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及其对南海争端的影响

美国的族裔游说不仅影响着其母国的真实或想象的国家利益,而且影响着第三国的利益,以及美国、其母国与第三国的关系,越南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及其对南海争端的影响便是典型。在经历了1975年后的"难民"、"船民"和"遗民"等三波移民高潮后,越裔美国人今天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特别是越美关系、中越关系、中美关系乃至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由于其历史、经济地位、政治参与等限制,越裔美国人政治游说的反母国特征在越美关系正常化后有所缓解,因此也变得相对复杂:既有较强的反母国心态,又乐见越南的强大和发展。尽管如此,除越南华裔人外的越裔美国人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出奇地一致和强硬:不仅很早(1958年)便开始发挥其影响力,而且对美国在2010年全面介入南海争端的决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越裔美国人围绕南海问题开展的政治游说,极可能启发和动员其他南海权利声索国在美移民开展类似努力,从而不仅使南海争端国际化,还使其在美国国内化。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投资风险识别与对策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然而,近年来爆发出的多起海外合作投资失败案例,迫切需要我国投资方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国际关系等多个层面深度挖掘与分析影响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合理识别与评估东道国的投资风险,提升国家间投资协作效益。基于此,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选取参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且具有代表性的沿线35个国家。从经济条件、负债能力、社会稳定、执政能力与双边关系五个方面,筛选37个指标计算其分项与综合风险系数。在聚类分析基础上,参照综合风险系数排名结果,将35国分为5类风险等级。研究发现,东南亚国家较适宜我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应进一步扩大合作规模;金砖国家呈现较高的投资风险水平,我国应加强纽带联系,密切关注东道国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中亚五国的投资风险呈现两极分化,我国应增进政治互信,发挥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示范效应;高度关注高风险国家的投资风险隐患,建立必要的补偿机制。     

国际政治经济学50年:现实变革、议题设定与理论创新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兴起和发展,既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变革相关联,也与国际关系理论论争相联系,同时更与IPE三代学者的理论创新密不可分。20世纪70、80年代,围绕美国霸权衰退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三次大的理论论战。"第一代"IPE学者或关注在国际经济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相互依赖论),或关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以及权力分配(霸权稳定论),或关注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或关注国际组织的作用(国际机制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尽管出现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论战,但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的稳定还是促使"第二代"IPE学者们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国内政治,他们试图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并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将比较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借此构建"开放经济政治学"(OEP),从而使国际政治经济学更加"科学化"。然而,2008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全球化产生了重大冲击,而且还对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放经济政治学"提出了理论挑战。正是在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的反思中,新一代IPE学者出现了分化趋势,这一趋势既涉及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也关乎研究议题的设定,同时还触及到了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中国参与印度洋港口项目的形势与风险分析

以港口建设为核心的海上互联互通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环节,这一建设进程在印度洋区域尤为重要.印度洋区域港口发展相对滞后,中国的港建产能及现有运营基础将为该区域港口联通提供有力支持.目前区域内外大国对印度洋港口建设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在该区域建设、投资与运营港口的进程中,中国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有地缘政治风险、东道国政治与政策风险、区域性非传统安全风险.中国需在项目层面、双边层面和区域层面,采取措施规避、降低和化解风险因素,以保障“海上丝绸之路”印度洋沿线海上互通的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