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核恐怖主义的安全化

冷战后、尤其是"9·11"后,核恐怖主义威胁日益上升,美国政府通过对核恐怖主义的安全化操作获得了相当的特殊权力.通过对特殊权力的运用,布什政府较为成功地发展出一套层次性防御措施.但与此同时,美过度运用安全化逻辑导致了对假想敌的塑造,使其在伊拉克及伊核、朝核问题上陷入困境.这甚至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     

越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及其对南海争端的影响

美国的族裔游说不仅影响着其母国的真实或想象的国家利益,而且影响着第三国的利益,以及美国、其母国与第三国的关系,越南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及其对南海争端的影响便是典型。在经历了1975年后的"难民"、"船民"和"遗民"等三波移民高潮后,越裔美国人今天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特别是越美关系、中越关系、中美关系乃至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由于其历史、经济地位、政治参与等限制,越裔美国人政治游说的反母国特征在越美关系正常化后有所缓解,因此也变得相对复杂:既有较强的反母国心态,又乐见越南的强大和发展。尽管如此,除越南华裔人外的越裔美国人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出奇地一致和强硬:不仅很早(1958年)便开始发挥其影响力,而且对美国在2010年全面介入南海争端的决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越裔美国人围绕南海问题开展的政治游说,极可能启发和动员其他南海权利声索国在美移民开展类似努力,从而不仅使南海争端国际化,还使其在美国国内化。     

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对美国陆战学院2005-2007年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美国对中国的关注日益上升.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陆战学院战略研究所近三年来关于中国问题的出版物的系统研究,尽量客观、准确地揭示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我们的反思.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辨析

现实生活中,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个术语往往被等同使用,导致了严重的混淆。但就其本质而言,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的变种,是爱国主义与恐外症的结合。因此,对待他者的态度差异,成为二者的本质性差别,并使民族主义往往被想象为“公德”,而爱国主义仍保持其“私德”地位。这种“公”“私”区分使“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化”得以合法化。由于这些本质上和伦理上的区别,在表现层次上,民族主义要远比爱国主义来得盲目和非理性。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坚持爱国主义是种“个人判断”或“私德”,并坚持反对民族主义的所谓“公德”的不适当要求。     

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与安全化理论——以艾滋病被安全化为国际威胁为例

目前的国际规范研究往往未能将它的生命周期及其动力很好地结合起来。尽管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有着自身的特殊逻辑,但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同时民族国家仍占据着国际关系主导地位的环境下,国际规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仍与国家的安全相联系。因此,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与一项国际议题本身是否被安全化或非安全化有着很大的联系。随着"安全"被泛化,通过话语行为将一项议题安全化为"威胁",就可能导致一项国际规范的产生、普及乃至内化。当然,这种安全化努力必然会遭遇反对,而这就为非安全化和该国际规范的遭侵蚀奠定了基础。目前有关艾滋病的国际规范证明了这一理论论说。当然,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将一些无须用"威胁"来表达的问题拉出威胁—防卫逻辑循环的怪圈,从而创建更为全面与平衡的国际规范,而非仅以"安全"作为判断标准。这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9·11"后布什政府对"敌人"的建构

“9·11”恐怖主义袭击带来的最迫切需要是识别出美国的敌人。对敌人的建构包括两个方面,即对敌人的抽象化与非人化,对自身国家的拟人化。本文考察了布什政府在“9·11”后对其“敌人”的建构,认为其努力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它成功地塑造了敌人“邪恶”和自身“善”的形象,但这只会是短期的成功。由于恐怖主义的性质,美国又不得不将敌人具体化、扩大化,从而导致了美国在“9·11”后建构“敌人”的长期失败。     

美国外交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

美国正处于其独立以来国运兴衰的十字路口,它既可能就此进入霸权衰落的长期通道,也可能扭转态势实现霸权重振。为实现再度称霸,维持已延续二百余年的国运上升态势,奥巴马政府已对其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尽管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战略尚不明朗且表现出诸多与奥巴马政府的区别性特征,但其宗旨仍是"让美国再度伟大"。鉴于美国缺乏管理霸权衰落的历史经验,其外交战略调整涉及多个方面,既有管理物质性霸权衰落的现实主义战略,也有护持制度霸权与规范霸权的理想主义战略,更有预防中国崛起的冒险主义战略。如果说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调整兼具三个方面,特朗普政府则侧重第一和第三方面。尽管如此,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共同假设是美国物质霸权的相对衰落以及对大战略的战略节约、战略集中要求。为应对美国这一可能持续较长时期的外交战略调整,特别是妥善处理由此带来的战略不确定性,中国应推动中美关系保障机制建设,包括短期的危机预警与管理机制,中期的合作关系早期收获计划,长期的中美人文交流、战略互信机制建设,等等。     

美国的族裔游说与移民爱国主义——以阿裔美国人的游说为例

冷战结束后,族裔游说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这一趋势将因奥巴马当选而得到强化.美国学术界对族裔游说的观念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派,消极派占据上风.消极派认为族裔游说有损美国国家利益,质疑为其母国利益游说的族裔的爱国主义.因此,在不同处境下的族裔游说团体要么选择消极游说--处境不利时首先致力于证明自身的爱国主义,要么选择积极游说--无须担忧爱国主义被民族主义化的风险时正面促进其母国国家利益.阿裔美国人游说的发展过程就是经历了消极游说和积极游说两个阶段的一个典型.     

从2009超级大选年看德国左翼党

2009年因为在德国要举行一系列重要选举而被称为"超级大选年".在这个超级大选年里,在原东德执政党--统一社会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德国左翼党的崛起,对于德国各个政党以及政党体制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分析了德国左翼党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以及目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德国政治的现状,尤其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政党在德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