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与重构

由于日本充当东亚经济发展领头者的“雁行模式”已经崩溃,因此,“日本在前面拉、中国在后面推”的东亚经济发展的“双头列车”模式也就失灵了。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构建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未来中国具备了引领东亚经济发展领头者的条件,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转移等方面是东亚经济强有力的推动者,而且在东亚经济一体化方面离不开中日两国的密切合作。因此,未来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中国在前面拉、日本在后面推。”这种模式和传统“双头列车”模式相比,中日在东亚经济中作用的角色发生了换位,故称之为“新双头列车”模式。“新双头列车”模式对中国来说,既有机遇,又有挑战。     

东亚经济复兴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

东亚模式曾经受到广泛赞扬,成为众多落后国家争相效仿的楷模.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洗礼,东亚模式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完善、不断更新.这次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在金融风暴中展示出的一些优势,是抵御冲击的有效措施.因此,有必要再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新特征,探讨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区域经济的构建以及目前面临的能源和通货膨胀新挑战,为东亚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探索新途径.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动因探析

东北亚合作并不是对欧洲、北美等区域一体化的简单回应和模仿 ,从“东亚奇迹”、“东亚模式”、“东亚危机”到“东北亚合作” ,贯穿始终的主线是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调整和创新。东亚危机对“东亚模式”提出的变革要求是东北亚合作的动因 ,即以制度创新引导基于“内部创造”的能动性学习与创造能力的发展。作为实践“东亚模式”的主体 ,东北亚主要经济体如果能积极有效地开展区域经济合作 ,促进市场整合 ,优化资源配置 ,将有力推动“东亚模式”成功变革 ,在本地区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与繁荣。     

对东亚模式的几点政治经济分析

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中找出共同之处,是发展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对发展模式的归纳是有意义的。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综合发展模式。它是在既不全盘否定传统东方文明,又不照搬西方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     

对“东亚模式”是否形成质疑的质疑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前，“东亚模式”所创造的“东亚奇迹”震惊了全世界，各类溢美、褒扬之辞不胜枚举，各种学术专著和论文如汗牛充栋。但是，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东亚模式”。对“东亚模式”是否存在的质疑也开始出现。一场危机的爆发是否意味着一种模式的失败?笔者是东亚模式的拥护者，本文的目的是肯定“东亚模式”的存在并试图分析“东亚模式”存在被质疑的原因。     

走出单一“东亚模式”的误区

东亚地区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在历史、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各国在独立之后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受到各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采取了种类迥异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资源配置机制。加上各个经济体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力度和能力存在着差别，受外部经济影响的程度也不同，使得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斑丽多彩、形式各异多种经济模式。尽管这些东亚经济体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共同点，但有着更多的不同点。因此，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仅存在单一的“东亚模式”是不符合该地区客观经济情况的。     

战后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人运动

二战结束后，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普遍奉行“经济增长第一”的发展战略，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经济增长的需求和国家振兴的民族主义压力，让位于经济发展，工人运动的目标由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依靠劳动力优势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是东亚现代化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是东亚工人运动产生的客观根源；东亚国家所经历的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工人运动产生重要影响。     

是东亚经济模式的结束吗——从韩国金融危机谈起

面对东亚金融危机 ,时下颇为流行的观点之一便是对东亚经济模式的否定和质疑 ,即认为这“是一个模式失灵的问题” ,“是东亚经济模式的危机 ,是东亚经济模式的结束”。如何客观、准确、实事求是地认识韩国等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 ,并正确借鉴其经验教训 ,这对于确保我国经济今后持续、健康、稳定、高速的发展 ,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看到 ,东亚经济模式之所以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是因为其本质性内涵依然适合东亚经济社会的实际 ,它既包涵了东亚的优秀精神文化 ,也体现了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与潮流。     

“雁行模式”与东亚地区产业分工的新变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经济在不同阶段依次相继起飞,其经济起飞的主要原因之一缘于东亚分工模式———“雁行模式”。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中国、韩国等部分国家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雁行模式”的分工排序。在未来的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资本、技术主要提供者的日本能否继续发挥领头雁作用,人们将拭目以待。     

东亚人文共同体构建：必要性、影响因素与现实路径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剧变，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成为中国国家发展、东亚区域合作与东西文明互鉴的必然选择。中日韩三国历史上深厚的文化交流传统、长期共享的儒学知识与儒家文化、由相似近现代历史促成的“东亚意识”、以“鲁迅文学”“东亚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思想传统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前置条件。然而，日本近代以来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其在战后缺乏深刻反思以及“美国内在于东亚”这一事实，造成了诸多阻碍东亚人文共同体形成的质素。此外，在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过程中，中日韩三国间的文化差异以及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均应纳入我们的视野。在审慎处理“儒家文化—本土文化”“精英阶层—大众阶层”“东方文明—西方文明”三组基本关系的基础上，我们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现实路径应聚焦于以下几点：官方文化对话与民间自发交流共进；重建文化领导力与尊重文化异质性并举；改革教学体系与运用文化遗产并重；以智识支持促进规范内化，寻求原创性知识产品。     

日本参与东亚国际分工战略目标、形式的调整与影响

日本作为东亚地区唯一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 ,在东亚的经济发展与既有东亚国际分工体系中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 ,日本所倡导的东亚“雁行模式”国际分工 ,是一把“双刃剑” ,对日本来说已在长期发展中显露了双重效果 ,90年代以后 ,其负效果日益突出起来 ,这不仅对日本经济发展不利 ,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 ,因此 ,调整参与东亚国际分工的形式与目标 ,建立双向开放的国际化经济 ,就成为日本参与东亚国际分工的新课题。     

东亚经济走势分析

自１９９７年７月发端的亚洲金融危机，始于泰国，继而席卷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再蔓延到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至今仍是余波未平。这次金融动荡中身为发源地和重灾区的东南亚国家，损失不可不谓重大，经济成长也受到相当的伤害，并连带影响到亚洲其他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面对金融危机的考验和冲击，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能否重新恢复其经济活力，日后的经济发展前景将会怎样，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东亚模式的再调整有助于亚洲经济再现活力东亚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东亚模式，支撑了东亚近２０年的经…     

拉美和东亚利用外资的比较

自 60年代起 ,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基本上是由外资带动的 ;在拉美 ,外资同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初级阶段 ,拉美国家希望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来满足进口替代对资本和技术的需求 ,东亚也采取了多种措施吸引外资。拉美和东亚利用外资的特点 :两个地区不时受到起伏不定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除六七十年代的拉美国有化运动以外 ,两个地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基本上是宽松和开放的 ,为外国投资者提供的刺激性优惠也基本相同 ;外资对拉美和东亚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其副作用也不容忽视 ) ;自 80年代起 ,尤其是 90年代以来 ,外国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拉美和东亚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 ,短期资本的流入量也相当可观。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 ,东亚和拉美的产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表现为“雁阵模式”和“后院模式”。作者分别就这两种模式在产业结构中发生的变化作了比较研究。     

论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

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关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纷争不断。东亚宏观经济模式的特征可以概括成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高出口比重和大政府,东亚微观经济模式的特征可以概括成企业的家族式管理、企业的规模小而淘汰率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低而模仿能力高、企业的初创阶段发展速度快。本文认为,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     

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建构:文化区域主义的视角

东亚人文共同体的建构是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依托,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在区域层面的重要内容与主要环节之一.人文共同体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一种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内容.古代东亚文化共同体初见于汉代,鼎盛于隋唐,17世纪中叶明清嬗代后逐渐走向衰落,西方殖民东侵与近代 日本扩张等因素使其趋于崩溃.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亚群体性崛起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东亚人文共同体的当下建构有了现实可能.文化区域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重要体现.以该视角分析东亚人文共同体建构的前提条件,可以发现东亚地区存在由历史塑造的相似价值观,东亚文化在域外文化压力下具有一定的"抗逆性",但区域内核心行为体对构建人文共同体尚未形成一致的强烈意愿.在推动路径方面,当前东亚不存在一个公认的文化领导者,官方与民间的多层次推动会因历史与政治问题受阻,东亚文化主体性建设须克服"例外论"陷阱.因此,推动建构人文共同体需将文化作为 目的而非手段,由此尝试强化行为体的构建意愿;在推动主体上避免单中心主义,重视多边协调;方式上在坚持依托政府主导的跨区域对话机制的同时,应深化区域内文化产业合作、推进民间 自发性人文交流;在内容上需注重兼收并蓄,融合传统价值观与新兴文化,逐渐实现东亚各国文化的多元一体.人文共同体将以更具实践性、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方式在东亚展开,为多元一体的东亚国际体系提供精神支撑.     

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

东亚地区在文化传统上与儒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儒家传统作为一种文化积淀 ,已深深地影响、制约着它所辐射的国家和地区。儒家文化虽然有它的博大精深之处 ,有些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进入和成为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观念体系 ,并在东亚经济发展的初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就其文化模式和观念体系而言 ,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其负面影响不可避免。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既有儒家文化的内在动因 ,当然还有西方现代理性文化的影响和催发。     

东亚主要经济体收入分配的比较研究

本文首先介绍了当前流行的收入分配理论及其衡量方法,比较研究了东亚各类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情况。在加深对东亚经济发展多样性认识的同时,论证库兹涅茨的有关收入分配“倒U型曲线”的理论是不完全符合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实际情况。     

试论东亚峰会:制度安排、进程与问题

“东亚峰会”是实现东亚共同体长远目标的重要一步。本文在概述东亚峰会作为东亚共同体制度安排的合作进程后,认为实现这一合作的基础因素在于东亚国家强力推进降税进程、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次区域合作等,这些因素促进了地区贸易和相互依存度的增长,并在由市场推动东亚区域化的基础上走向政府间制度性建设轨道。东亚峰会是这一制度性安排的重要举措。但是,由于东亚地区存在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多元性特点,东亚峰会的推进依然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和问题,其中包括东盟的作用可能受到削弱、东盟内部关于主导权的争议、东亚峰会参与者以及区域外大国因素的作用。区域政治市场失灵,是东亚合作进程中需要适时关注并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     

美国与东亚之间的经济失衡及其成因探析

美国与东亚之间的经济失衡及摩擦由来已久,经历了20 世纪60 年代至70 年代美国 与日本经济失衡及摩擦为主的阶段、80 年代至90 年代中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与美国经济失衡 及摩擦为主的阶段,以及其后中国与美国经济失衡及摩擦为主的阶段。美国与东亚经济失衡是世 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起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二战后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美国经济的相 对衰落。战后加速和维持东亚与美国发展不平衡的具体原因是：东亚与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 东亚与美国储蓄和投资率差异、国际产业转移与国际分工的变化以及美元全球霸权体系的确立。 我们认为这种失衡局面是难以长期维持的     

俄罗斯与东亚法治发展模式之比较——以不同文化模式为背景的视角

俄罗斯与东亚诸国同为后发展国家,现代法治发展模式具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东亚法治是一种成功的具有积极典范意义的后发外生型法治,对于俄罗斯这样的法治现代化之路较为曲折的国家有着非同寻常的借鉴作用.俄罗斯与东亚法治发展均以现代化为背景,除了在发展时间上不同外,主要的差别在于两种法治发展模式的背后是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与价值理念,在法治进程中,对待本土文化的不同态度造就了各自发展之路的差异.通过对外来文化对东亚与俄罗斯的法治发展模式影响的程度与方式的比较,可以为广大非西方国家法治发展中如何使本国实际与外来文明结合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