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之完善——以人身自由保障为视角

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强制医疗与人身自由之间始终有着难以消解的紧张关系。在防卫社会与个人自由的两端,我国的强制医疗制度明显偏向于防卫社会而忽视人身自由的保护;基于本人健康利益或公共利益之维护,通过强制医疗限制人身自由固然具有正当性,但这并不足以消解其内在的合法性困境。尽管《精神卫生法》已化解强制医疗的合法性问题,但该法所确立的以医学专业为主导的强制医疗程序对人身自由的保障仍存在诸多不足。从充分保障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权出发,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强制医疗制度,建立以人权保障为取向的强制医疗程序。     

城市社区建设中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基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

从21世纪初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十年,快速转型期的大背景在带来了严峻挑战的同时,也成为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的催化剂。随着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作为"第三支力量"的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对社会组织进行准确的角色定位,以促进其功能的最大发挥,已成为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     

刘奇葆：引领四川“浴火重生”

2007年12月，时年54岁的刘奇葆从广西任上履新四川省委书记一职，至今主政四川已三年有余．汶川地震发生时．刘奇葆到四川上任不到半年。值得关注的是，四川在汶川地震之后的三年间，GDP增速名列前茅，2009年的GDP更是快速增长。四川为何能“浴火重生”，四川“雄起”背后，刘奇葆的施政方略又是怎样的？     

大理海东:未来之城

向山要土地,向山要发展——这是大理海东新城的规划思路。而这座如"理想国"般的山地新城,也将成为大理实现跨越发展的突破点杨志东提起右脚,重重地跺了跺地,掷地有声地说":三年后,这里将崛起一座10平方公里的新城。"杨志东的回忆中,荒芜贫瘠的山坡,因植被稀少,被雨水冲刷出条条沟壑,露出瘦骨嶙峋的石头;一条条沟壑如下山     

家庭暴力中故意伤害行为的定性分析——以董某某家暴案为例

中国家庭暴力现象日益凸显,家庭虐待案例的审判反映出虐待罪的司法适用困境和立法缺陷。现实案例中,虐待罪中往往伴随着殴打行为或故意伤害行为,虐待过程中的故意伤害行为和一般殴打行为的主要区分在于行为人是否明知其行为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本文旨在分析虐待过程中发生故意伤害行为的定性分析,以期为虐待罪的完善提供建议。     

对政事关系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政事关系是我国传统事业单位体制的核心关系.文章对北京、上海、无锡等地政事关系改革的主要措施进行了梳理,对其改革模式与思路展开了总结与思考,同时对我国政事关系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和所引发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对推进我国政事关系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和建议.     

河南省“三化”协调发展:多重困境与路径选择

河南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逻辑起点应是工农业实现协调发展。问题在于,在河南省现有的资源禀赋和制度条件下,工农业协调发展面临多方面的阻碍和困境,政府突破困境的路径应是在宏观经济发展目标与微观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之间找到均衡点,农村产权清晰和市场主体培育是针对上述困境的综合性和系统性理论和实践回应。     

武术教学中中学生武德渗透的研究

武术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中的瑰宝,它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与生活实践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何谓武德渗透?它是指在武术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将武术道德原则根植于学生心中,使他们遵循基本武术道德原则、养成自我改造、自我约束、自我批评等习惯,为形成高尚的道德和情操境界而努力。本文从理论出发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和研究进行阐述,旨在树立健身强体振兴民族的习武目的,培养学生高尚武德,进而促进德、智、体、美和谐发展。     

论网络民意对政府管理的影响和挑战

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上网人数的不断增加,网民参政议政的热情日趋高涨,社会个体的权利意识逐步提高,网络民意成为我国公共领域的重要力量,不仅影响着社会个体的公共境遇,而且对政府管理的权威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影响,冲击着政府的管制理念、“为民做主”理念、“官本位”理念、“围墙政治”理念；直面政府管理行为失当、政府官员行为失检、政府职能履行不力等管理弊病；检视政府公共决策的合理性、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以及主流舆论的导向性；考验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社会协调能力、公共服务能力、民意吸纳能力等社会治理能力.     

网络公共领域的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从协作向合作的嬗变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和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成为一种可能。网络公共领域的"去中心化"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建立在传统"中心-边缘"架构下的政府治理模式凸显不足。网络公共领域中的信息传播路径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模式,网络民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主动的信息发布者,控制导向式的管理行政日益式微,官僚制下的"分工-协作"凸显治理失灵,这就需要一种超越控制与自治的全新治理模式——合作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