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初探

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作为一项主要解决小额消费者争议的法律制度,旨在救济广泛而分散的消费者损害,剥夺经营者的不当收益并防止其继续实施违法行为。本文梳理了这一制度的理论依据、基本功能、主要适用范围及其所采用的救济手段等基本问题,并简要分析了其他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移植该制度的可能性。     

德国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

德国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历史悠久,本文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历史发展,肯定说与否定说的争论出发,探讨了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依据、德国原因自由行为的立法模式及对我国立法的借鉴等问题,提出分则式立法模式与总则式立法模式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不起诉决定确定力之比较

不起诉决定确定力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决定对起诉机关是否具有约束力。不起诉决定绝对具有确定力或不具有确定力都存在其难以克服的弊端。因此,应当将不起诉的理由作类型化的界分,从而根据理由的不同来分别规定不起诉决定是否具有确定力。     

"权力向往"和俄罗斯刚柔外交

国家既然有"集体谋求强权的向往",那么,"权力"就会对国家这一行为体的外交行为构成支撑.本文以"权力向往"所引导的结果这一视角来对俄罗斯刚柔外交的行为进行解读,同时指出,俄罗斯刚柔外交的运用,其根本的依靠就是俄罗斯的硬权力和软权力.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本文还列举了俄罗斯针对北约东扩所采取的刚柔相济的外交的典型案例.     

高科技犯罪法律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高科技犯罪是当今社会发案率高、破案率较低的一种新型犯罪,主要类型为新刑法中含有高科技内容的犯罪(如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及利用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故意毁坏财物、各种类型的诈骗等)进行的犯罪二种类型。其中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是以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进行的犯罪,对这一类犯罪应适用刑法第287条,即“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来加以认定和处罚。对高科技犯罪中犯罪对象及其数额、网络上的虚拟财产等问题的认定要从刑法的一般原理及解释来加以解决。     

司法鉴定中303例骨龄小于“年龄”分析

目的探讨司法鉴定中骨龄小于"年龄"的现象和可能原因。方法参考中国人手腕骨发育标准CHN法附带的检验样本所提供的骨龄验证值,结合鉴定时公安机关提供的"年龄"、"户籍"等相关资料,并追踪回访部分案例,对829例使用CHN法行骨龄司法鉴定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骨龄小于"年龄"共303例,占(303/829)36.6%,在742例有"年龄"案例组中占(303/742)40.8%。如以两者差值小于0.5岁(含0.5岁)为正常范围内计则降至190例,所占比例为(190/829)22.9%和(190/742)25.6%。差值在0.5岁以内时与骨龄值相近的"年龄"可信度最高,在0.6～2.0岁时难以确定何者有误,但随差值增大"年龄"有误可能性上升。"年龄"和骨龄本身诸多不确定因素均可导致骨龄小于"年龄",并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结论在鉴定实践中骨龄小于"年龄"发生率不低;鉴定结论以综合评估后谨慎使用为宜。     

义务教育民营化的合宪性分析——从“泉州民营义务教育回收事件”切入

＂泉州民营义务教育回收事件＂折射出我国当下民办义务教育的诸多困局。在法规范层面,宪法、法律不仅没有禁止民间力量对义务教育事业的参与,而且还有明显的鼓励之意;在宪法学理论层面,通过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政府责任、公民接受可选择义务教育的权利及私人兴学自由的探析,能够为义务教育的合宪性提供证明。为了实现公私合作义务教育的发展,良好的后续政府监管是未来摆脱民办教育困境的根本之道。     

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HO-1在人挫伤脑组织中的表达

目的研究人脑挫伤后不同时间血红素加氧酶-1(heme oxygenase-1,HO-1)表达的变化,为法医学脑损伤时间的推断提供依据。方法选择24例因颅脑损伤死亡案例为损伤组,4例非颅脑损伤死亡的案例为对照组,应用免疫组织化学和图像分析技术,分别于脑损伤后存活时间3h、6～9h、12～24h、36h～3d、5～8d及17～20d检测脑组织标本中HO-1随时间的变化规律。结果经统计学分析,HO-1阳性细胞表达在伤后3h以内组开始升高,12～24h组表达强度最高,36h～3d组仍见高表达,以后逐渐下降。各组组间及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HO-1的表达可能成为实际检案中脑损伤时间推断的诊断指标。     

“从华北走向全国”——当代司法制度传承的重新书写

陕甘宁边区是国共合作的产物。陕甘宁边区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都没有在物质关系上接续到新中国建立后,影响立法和最高司法机关。马锡五审判方式难以被界定为诉讼调解。对当代司法制度传承具有实在影响力的是华北人民政府时期和其前驱晋察冀边区的司法。由彭真作为这一连接谱系主线的中国司法制度传承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影响了当代司法体制改革。     

警察使用枪支的法律规制

枪支是法律赋予警察威慑与惩治违法犯罪的有力武器,而警察使用枪支的法律规范则是作为公权力代表的"警察权"与作为私权利代表的"公民权"博弈的结果。在面对警察使用枪支可能侵害公民权利并有不断扩张和任意行使的危险时,国家多采用较为严格的立法手段进行管控,于是"最小使用武力原则"便成为警察使用枪支的基本准则。我国迄今为止涉及到警察使用枪支的法律规范已不下十余部,在它们陆续颁布实施的几十年时间里,诸种不足也在警务实践中显露端倪,需要我们尽快加以弥补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