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事室”,专管农民烦心事

<正>这几天,绥滨县福兴乡同仁村村民刘老汉悬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前段时间,他的两个儿子因为土地纠纷闹得不可开交。在刘老汉眼里,手心手背都是肉,说谁都不好。为了家庭和睦,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村里的"说事室",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跟接待他的包村乡干部念叨了一遍。包村乡干部听罢当场表态:"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没过三天,刘家哥儿俩被请到"说事室",由乡司法所所长为他们调解。最后,哥儿俩冰释前嫌。     

关于刑事管辖权冲突及其解决模式的思考——全球化时代中国刑事管辖权的应然立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与外国的刑事管辖权冲突日益频繁,这凸显了中国刑事管辖权制度的时代性滞后以及重塑的现实需求.根据中外管辖权冲突的具体组合类型,在坚持属地管辖原则的排他性管辖效力的基础上,应当积极构建刑事诉讼移管等制度,完善中国普遍管辖权的配套规则,以夯实中国刑法域外适用的法理依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刑事管辖权应积极适应中国利益全球布局的时代特点,以中国利益维护为导向,充分做好制度与理论的双重准备,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重塑中国刑事管辖权,构建符合中国利益的全球性、区域性和双边性的国际司法合作机制.既要强化国际协同与协作,更应该强调中国司法主权优先的理念,积极争取司法管辖权,并避免具体案件管辖上的惰性思想.     

关于“刑罚执行完毕”之内涵的思考——以累犯与数罪并罚制度的适用为视角

累犯与数罪并罚的适用均涉及到"刑罚执行完毕"的判断,而"刑罚执行完毕"是否包含附加刑的执行完毕,在理论上存在重大分歧,有"统一理解论"和"分别理解论"两种观点四种模式。此种认识分歧引发了累犯与数罪并罚在适用上的冲突。笔者认为,对于"刑罚执行完毕"应该做统一理解,仅仅指主刑的执行完毕。     

“关系人”受贿的定罪规则体系之思考

刑法修正案(七)和以往若干司法解释对于"关系人"受贿问题的系列规定,形成了"近亲属"、"特定关系人"和"关系密切的人"等不同术语,它们之间的内部关系错综复杂,由此导致了"关系人"涉及受贿犯罪时定性规则的复杂化,对此进行梳理显得极有必要。同时,结合刑法修正案(七)来分析以往司法解释中关于不同"关系人"和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犯罪时的差异化犯罪成立标准的合理性,并以此来反思现有司法解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也显得尤为重要。     

论计算机犯罪的定义

计算机犯罪的定义从其被提出之日起，无论是从犯罪学的角度来还是从刑法学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直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刑法学界也尚未对计算机犯罪形成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定义，各种观点众说纷纭，相去甚远。计算机犯罪定义的具体范畴是...     

贪污贿赂犯罪定罪数额的现实化思索

对于贪污受贿罪的犯罪数额问题,在严格把住刑法底线,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的底线犯罪暨小额贪污罪、受贿罪,坚持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基础上,结合具体犯罪情节的考量,对于一定数额以下且具备特定从宽处罚条件的贪污罪、贿赂行为给予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处遇是可行的。     

死刑存废之争的三重冲突和解决之路

数十年来中国语境下的死刑存废之争,逐渐细化到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连的三个层面:死刑存废的抽象价值理念之争、死刑存废的刑事政策理论之争和在刑事司法个案中死刑选择适用之争。同一学者在死刑存废之争三个层面上的态度"犹豫"、"摇摆"甚至是"倒戈",让死刑存废在抽象价值之争的层面,实质上成为了"无用之争";而在刑事政策理论之争中则呈现在纯粹理论之争中各不相让,回归到具体的刑事政策选择上时则具有严重的趋同性;到了个案中死刑选择适用之争中,废除死刑论者则是"集体失声",适用死刑几乎成为惟一的声音。中国死刑存废之争长期僵持的解决之路,一是争议双方谁能尽快寻找到死刑类型的适用标准,二是争议双方谁能尽快获取公众的认同和支持。     

“风险刑法”不可行

晚近以来,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日益成为学者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与其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但是,对于什么是风险社会、什么是风险刑法,特别是对于什么是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中的风险以及风险刑法与传统刑法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国刑法在规制社会风险的过程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等基本理论问题,大多数学者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正是由于对上述基本理论问题缺乏统一的认识,因此,学者们在论述与风险刑法相关的问题时基本上都是自说自话,根本无法与他人进行有效的对话,也无法提出颇具新意的关于我国刑法制度改革的建设性意见。为了尽可能统一人们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同时也是为了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刑法学理论,以指导和解释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本刊编辑部特邀请我国部分刑法学专家就社会风险与刑法规制:‘风险刑法’理论之反思展开笔谈。     

中国台湾地区之单行刑法要论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时期以及迁台后，尤其是迁台后，为维持其统治、维护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曾经颁行了大量的单行刑法及附属刑法等特别刑法。由于绝大多数单行刑法仅为应一时之需，而极少照顾到刑事法律体系的严谨性、稳定性、协调性，因而尽管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不可否认也存在诸多的固有缺陷，形成实际的立法与司法负面效应，有损立法与司法威信。     

关于网络游戏中“外挂”行为的刑法思考

伴随着我国网络游戏市场的快速发展，外挂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正日益显现，外挂行为的刑法评价不仅仅是一个司法实践问题，也已经引发了巨大的理论争议。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外挂行为的定性并未能实际影响到司法实务中对于外挂行为的定罪，基于追求“定性准确”而采取的“保险式”定性，几乎千篇一律地退而求其次，避开侵犯著作权罪而将制售外挂的行为定性为非法经营罪，这一做法忽视了外挂行为的本质属性，更是对于刑事立法中非法经营罪和侵犯著作权罪法条关系的一种严重误读。深入思索外挂行为的本质特征，剖析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的宏观定罪规则和法条结构，对于外挂行为的罪名选择，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