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法律制度创新

创新是党的十六大的主旋律。十六大报告不仅在理论上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和创新 ,在制度上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和创新的设想。为了深入学习十六大精神 ,充分挖掘十六大报告的理论资源 ,推进中国法制创新问题的理论研究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于 2 0 0 3年 4月 12日召开了“十六大与中国法律的制度创新”学术讨论会。讨论会由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本刊主编张文显教授主持。与会的教师、学生结合十六大报告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 ,从不同学科、角度对中国法制创新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地讨论。下面刊登的八篇短文就是本次讨论会上八位教师发言的整理稿。     

论我国行政决策民主机制的法治化

开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我国行政决策民主化进程,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复杂的发展过程,现已形成了多项行之有效的制度。但是,现有的行政决策民主机制在运转过程中,既存在形式主义问题也存在决策过度民主化而导致无法做出科学决策的现象。从民主与法治相互作用的视角看,我国需要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从外部来规制行政决策民主,也需要完善政府工作规则以便从内部规范行政决策民主的各个环节,还需增进公务员的科学决策水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理论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理论包容了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发展、法治主义原理相契合的不同知识和制度的元素,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丰富了法治国家理论。其基本内容包括行政法基本原理、法治政府理论(含监督行政理论)、行政法主体理论、行政行为理论、民生行政理论、行政救济理论等。它在理念、理论内容和制度方面有自身特色和创新,但在知识渊流、知识结构、体系化程度方面也存在缺失。     

行政立法过程的利益表达、意见沟通和整合

行政法律规则需要通过沟通程序证明自己的正当性 ,即客观性 (真实性 )和主体性 (可接受性 )。通过社会学视角和手法 ,可以揭示行政立法的非正式程序和正式程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以及它们如何表达不同利益、吸纳不同意见的。在多元利益冲突的后计划时代背景下 ,政府必须在行政立法过程中调整和协调不同利益 ,既要坚持中立原则又要坚持主动原则。     

通过实务发现和发展行政合同制度

我国行政合同法典化和制度性发展遇到了困难,除了必须妥善处理与民事合同的关系之外,还须对行政合同制度的实践发展进行实证性的总结,严谨地描述行政合同制度的实务现状。通过国家政策、国家立法和司法实务三个层面的考察、勾勒和研判,可以发现行政合同制度是内生于我国现实土壤的一种制度选择,各级政府已经把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工具,不同层次的立法规范确认了行政合同制度的法律地位,司法政策也已经承认了行政合同制度。通过搜集和分析大量行政合同案例,也可以发现行政合同制度在运行中存在大量的问题,影响了行政合同制度的发展,须改变既有行政合同观念和理论。     

行政程序、行政正义与律师代理制度

程序权利是一种与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相并列的新型权利。在行政程序中,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具有诸多法定权利,这些权利可以也应该被赋予代理律师。律师在行政正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中国律师的法律职能和公共职能的拓展,行政程序中的律师代理制度也将变成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一项法律制度。     

城市家养动物自由的行政法规制 ——美国经验的中国借鉴

城市空间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竞争与冲突，是中国城镇化和都市化发展所面临的新型城市治理问题。城市家养动物的自由行动，也面临着城市空间的竞争与冲突，是一个特殊而有趣的问题。随着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人们对宠物与人的关系属性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借鉴美国地方法令对城市家养动物的政府规制、放松规制，研究其城市动物的许可、疫病控制、动物分类、动物拴缚控制、行动自由区域的划分、脱拴狗公园的设立和运作机制等经验，有益于丰富对中国城市家养动物政府规制的反思，提升动物福利，促进城市动物行动自由，保障社区安全与和谐。     

依法行政的范式转换──从计划帝国迈向法治国家

在我国，“依法行政”虽然是一个流行话语，但是尚未形成统一的法律思想方式。透过社会学视角，本文认为，中国行政权是在“计划帝国”和“法治国家”两个操作系统之下运行的，它们相互迥异的历史和特征决定了依法行政的不同范式。计划帝国之下，“行政即法”。法治国家之下，“行政在法”，行政与法律分离，行政权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定法、抽象的人权法以及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行政程序的控制和约束。     

公法的“知识瓶颈”与方法论变革

从理论和制度两个层面看,中国公法正处于"知识瓶颈"时期,导致此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样的。因此,中国公法需要多元化的方法论变革,通过历史方法完成公法知识的"考古",通过社会实证方法实现本土公法知识的原始积累,通过逻辑分析方法实现公法知识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