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的契约模式

无为主义、强制和契约是人类进行社会治理的常用方式。治理公共问题除了采用国家单边强制命令外,还有其他更具合法性、效率性和公正性的方式值得思考。契约方法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目前已得到了世界很多国家的认同,主要的契约模式有公害防止和补偿协议、社区共管、水流域契约,值得中国在环境与资源管理中进行借鉴和推广。     

公法哲学体系的建构

冯友兰先生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经过100多年的反复和努力，中国法哲学研究初见成效，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构筑了独立的法学范畴体系和话语结构，使法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二是形成了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使法律同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并形成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力量以指导社会按照法治的要素重塑利益结构。但是，囿于复杂的社会因素，中国法理学尤其是宪法法理学，对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运行机制缺乏整体性的、形而上性的反思，公法基础理论欠缺所表现出来的弊端已经十分明显。公法哲学就是关于权力和人权的哲学。步入新世纪，中国公法领域迫切需要形而上的沉思，中国法学最有价值的范式研究和体系建构也将在公法领域里发生。     

契约的基础

契约的性质常常被律师从技术学说角度讨论 ,也被伦理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从普遍的社会哲学视角加以讨论。今天 ,仍有努力的必要来整合这些不同视角的观点。通过应用 ,普遍哲学的意向将变得更加明确 ,技术学说的意义将得到阐发 ,这时我们就会从逻辑结果中看到这些广阔思想的光芒。这样重大且重要的任务显然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完成的 ,但是 ,几点建议也可能昭示这个问题的某些轮廓。一、契约的社会根基最具影响力的现代格言之一是梅因的著名论断———法律的进步是从身份到契约。通常认为 ,这句格言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概括式的表述 ,而且是…     

社会变迁中的利益、权利、权力和制度——透视城市拆迁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社会变迁中的利益、权利、权力和制度———透视城市拆迁。社会科学研究的共识是中国自 2 0世纪以来一直处于激烈的社会变迁 ,对此各个领域有不同的反映 :哲学伦理学上的信仰缺失 ,社会学界的人士惊呼如今的中国是“断裂的社会” ,法学界的法制改革等等 ,这场变化中危险和机会同在。对法学研究来说 ,非常重要的任务是为这种变化提供公平的制度条件 ,避免过渡期的振荡和混乱。甚至更多时候这并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任务 ,而是社会现实要求我们必须立即解决的一道道难题。城市拆迁就是一个例子。城市拆迁在建国后就已开始。…     

行政法律规则的扩张及其制度功能

行政权在担负社会进步、民生和人权保障方面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行政法律规则的爆炸式发展已经成为行政国家的显著特征。我国不同类型的行政法律规则都在快速地扩张，它们在秩序、分配、激励、解纷和自治等价值目标实现上起到了独特的制度功能。     

现代行政法的行政自制理论——以内部行政法为视角

行政自制范畴和理论的提出,是对行政自制现象普遍化、立法和司法的功能性不足、内部行政法重新崛起等客观事实的反思和总结。行政自制理论有其独特的涵义和内容,主张行政主体通过行政组织架构、内部行政法律规则和行政伦理,进行自我约束、自我克制、积极行政,并成为一种独特的控权模式。行政自制理论是行政法的一个新课题,旨在重新思考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道路,顺应世界行政法学的发展趋势,为行政主导的行政法治进程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认真对待选民权利

选举是民主社会的基石,必须认真对待选民权利,选民资格应该普遍化。选民选举权的权利内容 包括:平等权、直选权、知情权、秘密投票权、投票选择权、投票代理权、选举过程的物质保障权、罢免权和补选权、选举秩序保障权和人身安全权、司法救济权。     

宪法司法化片论

与宪法诉讼、司法审查、违宪审查诸概念相比,“宪法司法化”更直接地表达了民众和学人对中国宪政的关怀和期望。它有三层含义:宪法在司法活动中具有最高、最直接的法律效力,是法院裁决争端的依据;宪法诉愿是公民权利救济的终极渠道;法院对宪政行为宣布违宪是宪法司法化的最高境界。随着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建构、域外法制影响等要素的成熟,阻碍我国宪法司法化实现的力量正在消退。     

公共信用数据开放的逻辑转向与体系形塑

公共信用数据具有独立于普通数据之外的特殊性，目下公共数据开放制度呈现出了“一切数据皆信用”的泛信用化面相，失信惩戒机制在事实上形成了多重评价的复杂格局。通过多元解构信用数据开放的内在机理后认为，公共信用数据开放应当实现由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理念转向，由惩戒威慑到公益保护的目的转向，由积极开放到审慎开放的规则转向。具体而言，应全面优化当事人被遗忘权、异议权等数据权利的行使流程，形成权利本位下的审慎开放格局；以开放限度为标准将公共信用数据分级分类，并完善类型化开放规则；借助算法推荐和大数据分析，塑造以比例原则为统摄的数据开放模式；将信用数据开放的事权收归专门的国家机构，建构事权集中的信用数据开放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