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

“罚三个100”是黔东南地区苗民针对“违法行为”的一种习惯处置措施。长久以来，它在维系该地区苗民的社会秩序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让人们可以充分领略那种在国家法律所不及的地方，乡民社会依然借其传统习惯，维系秩序的景象。2005年，徐晓光曾专门撰文，对“罚三个100”问题作出了精彩阐述，那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山东大学学报》第3期上。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四十):民间治理的跨国面向与乡土面向

依据民间规则的民间治理,是人类社会有组织活动的原初方式和基本方式。说它是原初方式,在于人类跨入文明时代的大门之前,国家与社会、公权与私益的分野尚未脱胎,自然对象的庞大有力、私人力量的渺小不计迫使人们"成群结队、抱团取暖",否则,人类永远是自然的奴隶,并只能如萨满世界的人们那样匍匐于山川湖泽、膜拜于鱼虫草木,所谓"威武不能屈"的主体精神只能在对象压抑下不得伸展。说它是基本方式,在     

诠释学视野中法律的意义

本文从二十世纪哲学主潮之一———诠释学哲学的原理出发 ,探讨了法律的意义问题。文章认为 ,法律的意义存在于自治体之间的相互沟通关系中。正是在此种关系中 ,形成了自治体之间具有法律内在要求的意义联系。在此基础上 ,文章进一步以诠释学的观念阐述了法律的本体意义和象征意义。最后 ,文章对法律世界必然会出现的意义冲突及其救济方式从诠释学视角给出了答案     

西方法学家的法律诠释观(上)

在西方,法律诠释学与法律诠释活动一样古老,尤其是近现代,西方法学家的法律诠释观更是丰富多彩.其中,萨维尼的法律诠释学说主要体现在他对法律诠释要素的揭示和论述上;哈特的理论创新和贡献则在于他把法律界定为是由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所构成的逻辑体系;德沃金却把法律称之为“诠释性概念”,这一命题表明,法律乃是通过人们、特别是法官的诠释而实现其生命的……     

西方法学家的法律诠释观(下)

在西方,法律诠释学与法律诠释活动一样古老,尤其是近现代,西方法学家的法律诠释观更是丰富多彩。……其中,哈贝马斯提出了对话性诠释理论,能够更好地体现出大众对法律的阅读和理解;波斯纳则不但解构了法律诠释的客观性,而且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解构了法律诠释本身(的有用性);费希却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分野,认为法律诠释的客观确定性在于“诠释共同体”成员们的公共制约和习惯;拉伦茨则提出了可接受的诠释。     

我国未来多法域之间的冲突及其调控

随着“一国两制”战略的实施,多法域并存的格局将是中国法律中引人注目的问题,对此,学者们从操作意义上论述得较多,以区际法律冲突研究为核心的法学成果不断涌现,但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宏观层面对这种现象可能带来的冲突效应却鲜有论及。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对跨世纪的中国法律和法学构建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而且因法律调节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加强,其意义必然衍及社会的各个层面。     

论理解释与法律模糊的释明

在某些特定的案件中，借助文义解释不一定达到释明法律模糊的目的，此时需要其他解释方法的补充。历史解释是根据特定法律发展的历史脉络，对当下法律的相关内容所做出的说明，使人们自历史的维度获知相关概念、词汇的发展线索。而通过法律移植舶入的法律规范和法律概念的模糊问题，则必须通过横向比较，了解其在国外的原初意义，从而释明由于语言障碍而产生的模糊。目的解释则探究法律自身的目的，需要解释者关注立法者原意、重视法律规定本身、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释明当下的法律模糊。     

中国法学家的七个观念转变

一个国家要真正实现法治，固然离不开政治家的智慧，但法学家的作用也是非常重大的。５０年来，中国法学家观念的变迁，对转型期的中国法制来说，影响是深远的。这些变迁可以归纳为七个方面：一是在法律本质观上，从国家主义的法律观向社会主义的法律观转变。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法学家大量议论的是法律的国家集团属性，而对社会集团属性一概不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抑或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社会主体的相对独立性越来越明显，这样，法学家的法律观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二是在法律宗旨上，从工具主义认同的法…     

私法基础与公法优位

当市场经济命题被国家定为决策从而成为全民族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时,法学界也掀起了对法律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深入讨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划分公、私法不仅出自理论的严整性,而且也出自对法律功能的准确把握。笔者认为,区分公、私法固然需要,但私法与公法的关系问题,更是不可忽略的。     

诠释法律的客观性及其原因

完善的法律，意味着在法律制定之先，要有对事物的法的规定性的完善的、客观的认知和诠释。因此，即使从终极意义上说，客观性是人类诠释法律的永恒追求，但在相对意义上，诠释法律总会实现主体认知对客观内在规定性的步步逼近，从而拥有“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