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法律:人化的道德

本文以探讨法治条件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为宗旨，提出了法治之法律是人化的道德这一新的命题。文章认为，一方面，法治是一种人化的道德需要，另一方面，法治也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人化道德的基本要求是公平、普遍、人权、自由、秩序、公开、程序和发展等，相应地，法治之法律必须以记载并确保主体的这些道德精神需求为宗旨。文章还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以“以法治推进道德，可否？”这一问题，并给予相关的回答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八)】多年前,我指导的法律硕士厉尽国同学以《法学研究中的“民间法”范式》为题,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并受到答辩组全体成员的一致称赞,无可争议地获得了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据我所知,这是我国法学界就民间法作为法学研究的范式问题所进行的首次系统和专门的论述。尽管在此前,梁治平、朱苏力、田成有等在他们的论著中,也捎带着对这一问题做过一些论述,但并非专门就此问题而展开。如果说厉尽国的相关论述是在整个法学视野中来观察、研究“民间法”范式的话,那么,本期所刊出的魏治勋的文章《民间法研究…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七)]

这是本专栏开办的第二个年头.经过和<甘肃政法学院学报>编辑部的商量,决定今年继续开办这一栏目.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已经有所选择地刊出了十二篇文章,今年将继续保持每期两篇的数量,刊载民间法和民族习惯法方面的论文.去年我的刊文主旨,是强调把资料整理、材料调查和学理论证相结合,也侧重于在这方面组稿.应编辑部的要求,今年侧重于在实证基础上相关学理方面探讨的文章.敬请作者们在投稿时,能够关注本专栏今年的选题意向.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主持人手记] 文本面目的法律是否必然表现为实践面目的法律?这在十余年前的国人心目中,或许是一个相当荒诞的问题:实践面目的法律如果不表达文本面目的法律,还能呈现为何种面目?难道除了文本的法律,还有文本外的法律不成?这问题即使搁在今天,习惯了以文本面目呈现的国家法律来说事的人们,仍然可能要费些周章.原因何在?因为在法理上,我们经过长期耳濡目染,业已形成了一种新传统、新习惯,那就是国家法律之外,概无其他法律.     

诠释法律不同趋向之意义和局限

诠释法律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这两种可能趋向,既是人类认知法律所不可避免的状态,从而实现人与法律的意义交流、价值需求和对象满足间的双向对接。同时,如果一旦两者之间达不到那种理想的对接和平衡,即一旦主观认知和客观对象的规定性之间出现错位(当然,可以肯定,这一错位是必然的,反倒不出现错位是不正常的),那么,对于主体的行为选择、价值取向等都相应地产生消极影响。探讨诠释法律     

法理社会与法治国家

一、将国家混同于社会，用国家替代社会的现象由来已久，其结果导致国家社会不分，政府无限擅权的情形。这是建设法治国家、营构法理社会的观念障碍。二、法治国家的创立，旨在建立以法控权和依法管理的秩序形成机制。以法控权，既有赖于法治之规则所示，又有赖于公权主体的行为自律，更有赖于社会的监督和制约。依法管理，既是政府管理社会的度，也是社会接受国家管理的度。跨越这一度，国家（或政府）行为无效，社会理应拒绝。由此引发的结果是：法治国家的创立，必以社会与国家二元化为前提，在国家统揽社会、替代社会的时代，断无法治国…     

论当代中国的利益分化及其法律调控

论当代中国的利益分化及其法律调控●谢晖曹榕“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求利的时代”。不同的利益选择成为主体的自觉行为，社会利益分化已现实地成为中国当前最大的社会问题，多元利益格局已经形成并正朝纵深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形下，对利益的合理制度安排便成为全社会的重要需...     

古典中国法律解释的哲学智慧

"仁道精神"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仁道精神"的核心在于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在此影响下,古典中国人的法律生活充满了温情的协调色彩,追求情、理、法的和谐统一。古典中国法律的使命主要是为了辅助地求取一种符合"仁道精神"的社会生活,而不是构筑西方社会追求的那种符合个性自由精神和"科学意识"的社会生活。在古代中国,法律也不是至高无上的"真理",人们并不通过法律达到某种"真知",法律主要执行着实现"仁道精神"的功能,法律经常被变通,甚至被替代。当情与法或善与真发生冲突时,法便要让位于情,真要让位于善。中国古代法律解释中的趋善抑真恰恰就是对实践之善的趋向和对法定之善(真)的抑制。正是这样一种法律解释的价值追求,才使得法律即使自身不能很好地实现德礼教化的功能,也能通过一定的法律解释而通达教化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