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以“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主义活动家

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向建立近代民主国家急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作为近代政治家的梁启超与古代改良派划清了界限,即他将政治变革的希望明确地建立在“国民运动”的身上,这与革命派并无二致。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其思想表现为重“政体理化”而抑“国体革命”,即希望通过“国民运动”,建立起以近代政党制度为主导,和向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而这种内阁又必须执行“保育政策”,便从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各领域扶助民力、民智以及参政能力的增长,使整个国家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向世界强国的发展。梁启超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革命内容,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要实行国体复辟的时候,他便旗帜鲜明地发动了倒袁护国战争。     

WTO规则的实施机制:国内层面的考察

WTO规则是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 ,本身包含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实施机制和制度。本文主要结合中国的法律与实际对WTO规则的国内实施机制进行了考察。内容涉及WTO规则的一致性要求 ,透明度原则和贸易政策审查机制。     

无诉讼即无宪政

宪法之生命在于宪政 ,而宪政之精髓则在于法治 ,惟法治之精神方可葆宪政生命之树长青。宪法诉讼既是宪政法治存在的基本标志 ,也是宪政法治实现的必要条件 ,因此说 ,没有宪法诉讼 ,就没有宪政。     

反恐、保护人权与世界和平

从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的角度,探讨“反恐与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关系问题。文章认为,恐怖主义严重侵犯人权,但反恐与保护人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反恐措施不当也会侵害人权,并对国际反恐斗争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注意二者的兼容性,而不应顾此失彼。在国际层面上,国际联合反恐必须纳入国际法和国际反恐公约的框架内,应以促进和平与发展、保障基本人权为最终目的。这样才能实现反恐与人权保护的协调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     

职业道德建设浅谈

职业不道德现象作为一种群体行为,突出反映在垄断行业,并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必须首先从确立职业道德的价值取向入手,而后科学地制定职业道德规范,并遵循平等与公正原则,可操作性、强制性原则,以及合法性原则。     

刑事鉴定（结论）质量控制体系构建研究

中外刑事鉴定实践表明有必要对刑事鉴定质量进行控制。质量控制首先意味着标准的确立,刑事鉴定(结论)的控制标准即鉴定结论的采用标准,包括客观性标准、相关性标准和合法性标准。刑事鉴定质量控制体系包括规范鉴定人及其鉴定机构,鉴定结论标准的确立,鉴定材料的取得、保全、委托、受理,鉴定的实施与复核,完善鉴定法律程序及鉴定人法律责任等。     

法律解释者的主体性如何安置?

法律解释者的主体性取决于作者、文本和读者等多种制约因素的互动。作者的权威性和体制性安排确保了文本的经典化和读者的信仰面向。文本权威的建立伴随着读者对作者权威的认同。读者在信仰作者和认同文本权威的方式之下去理解、解释和应用,反过来又强化了文本权威以及对作者的信仰。法律解释者主体性的妥当安置,应吸收后现代解释学的合理成分,反对其过度的诠释;应借鉴圣经解释学"解经"和"释经"的二过程法,适当回归古典解释学。     

2005年上海地区乳牛球虫感染的季节动态

为了解上海地区乳牛球虫感染的季节变化情况,对上海地区3个牧场乳牛抽样直肠采集粪便,检查了718头乳牛粪样。结果,查出球虫阳性牛269头,平均感染率为37.46%,其中1月龄以内牛的感染率为33.89%,1~12月龄牛的感染率为42.33%,12月龄以上牛的感染率为25.95%。平均感染率最高的4月份为44.44%,最低的8月份为28.57%。3个牧场球虫阳性牛的感染强度(OPG值)为0~169 000个,平均OPG值为9 477个,其中1月龄以内牛的OPG值为8 270个,1~12月龄牛的OPG值为4 318个,12月龄以上牛的OPG值为145个。调查发现了6种球虫,分别是牛艾美球虫(Eimeria bovis)、椭圆艾美球虫(E.ellipsoidalis)、邱氏艾美球虫(E.zurnii)、怀俄明艾美球虫(E.wyomingensis)、柱状艾美球虫(E.cylindri-ca)、亚球形艾美球虫(E.subspherica)。结果表明,2005年上海地区乳牛球虫感染率无明显季节差异,12月龄内乳牛的球虫感染率与感染强度均明显高于12月龄以上乳牛,乳牛球虫的优势虫种为牛艾美球虫、椭圆艾美球虫、邱氏艾美球虫。     

做好司法会计工作之我见

司法会计是检察技术门类中的一种,在实践中司法会计技术人员摆正位置、热情服务,全面收集所需检材,充分了解案情、客观公正的态度,出具准确可靠的技术结论,是做好司法会计工作的几个重要环节.     

公款境外赌博的成因与防治

公款境外赌博多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为,其成因既有制度上、法律上和管理上的因素,又有社会的、历史的以及境外的因素。作为多因素导致的病态社会问题,其防治则需要综合治理,包括刑法惩治的健全、监管体制的完善、从严治吏的措施,甚至国际间的合作、境外赌博网点的清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