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与顺直省委改组

中共顺直省委在1927年9月至1928年7月间经历了三次重大改组。蔡和森指导或主持了前两次省委改组工作,对于宣传"八七"会议精神,纠正北方党的机会主义错误,解决顺直党内纠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为在指导改组过程中犯有极端民主化等严重错误,顺直省委第三次改组会提出给予蔡和森政治纪律处分,中共中央随后作出开除蔡和森政治局职务的决定,但遭到共产国际的极力反对,蔡和森还是离开了中央政治局。因此,顺直省委改组对于蔡和森的政治生涯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试论云南法治文化建设路径

1997年4月，云南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云南省依法治省五年规划》，为云南法治文化建设展开了一幅新画卷。2006年4月，中共云南省委作出《关于推进依法治省创建法治云南的意见》，明确了创建法治云南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组织保障，为云南法治文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2006年11月，云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又通过（2006--2010年依法治省规划》，以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实施创建法治云南战略，使云南法治文化建设有了法规依据。     

政府财政支持高新技术发展的理论与对策研究

本文以高新技术的准公共性分析为切入点,分别从规范分析与生产函数模型分析角度论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政府财政支持的必要性与理论依据,并进一步分析在高新技术领域中我国财政投融资总量与结构以及财税优惠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财政支持高新技术发展的政策建议。     

"复归"论的文化意蕴与理论局限——以梁漱溟中西文化观为例

梁漱溟是近代以来"复归"论的典型代表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复归"论不仅在中国文化的困厄时期坚卓地见证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生命力,而且亦从特定的角度突显了中国文化的理论特质与现代意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演进之现代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复归"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虽曾以偏颇的形式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是在今天,我们对于其中所包含的一元文化观与"中国文化中心论"所可能具有的负面作用则需高度警醒.     

重新认识虚假广告罪的法益位阶及构成要件

虚假广告罪几乎沦为一个死罪名,其原因在于相关司法解释对该罪法益位阶的错误认识,并因此难以适当地确立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本罪为侵害复数法益之罪,在其法益位阶上,市场交易秩序为优先序位法益,属个人法益的财产权利的为次位法益,而非相关司法解释确立的与之相反的位阶次序.对市场交易秩序侵害的效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子效应,因此对本罪的构成要件应回归虚假广告罪的刑法本条的规定,选择相应的行为内容,即虚假广告行为的投放持续时间、在媒体宣传的频度、对媒体的覆盖范围以及广告本身的虚假程度等来综合说明本罪的社会危害性.     

IC卡在城市公共交通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正逐步应用到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转和管理中。90年代以来,国际上盛行智能公交系统,利用先进的电子技术对城市公共交通系统进行全面的管理。本文重点介绍IC卡在城市公共交通中的应用。     

论我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制度的改革

技术引进合同管理制度是一国技术引进管理法的重要内容。我国通过《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对外贸易法》和《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贸易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了技术引进合同管理制度。然而，这些法律法规之间相互冲突，同时，过于严格的合同管理制度与国际技术环境不符。因此，我国应结合实际情况改革现行的技术引进合同管理制度。     

监管民警职务违法违纪的预防和遏制

新形势下 ,公安监管民警职务违法违纪现象具有新的特点 ,原因也较为复杂。对此 ,有效的预防和遏制的措施必须是教育、制度、监督、惩处多管齐下。     

Besieged With Criticism

Household registration faults are blamed for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fraud and social unfairness The case of a "house sister," a woman found to have illegally amassed more than 40 properties using multiple identities, sparked a round of public anger over administrative power abuses and oversight,as     

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构建

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具体追偿制度缺位等诸多问题。一般而言,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仅指向加害方追偿。目前,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的建构具有立法、理论和实践上的依据,具体应包括发现、追偿、处置、救济四种机制。为实现该制度的长效化,除追偿资金外,还可以探索将追缴的犯罪所得及收益、罚金和没收的财产、监管场所在押人员的劳动创收等全部或者部分纳入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以拓宽其资金来源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