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三个视角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从学术思想的层面、从历史纵深感的层面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三个不同的视角。从"新法家"的视角看,当代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古代中国的法家、现代中国的新法家,都有内在的联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吸纳了法家与新法家的思想;从"新宪政"的视角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这个内容可以支撑一种新的中国式宪政;从"新中国"的视角看,"新中国"是一种文明秩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是对"新中国"作为一种文明秩序的说明。     

自由个性理论视野中的君主立宪

从马克思的自由个性理论着眼,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君主立宪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君主立宪构成了人们走向自由个性的羁绊,另一方面,它也为人类社会达致自由个性之境界提供了一座桥梁。     

法治中国的“一体建设”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一重要论断为建设法治中国规划了新的路线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过程中,法治国家勾画了一个整体性、纲领性的目标。建设法治国家,一是要求国家机构严格依法办事。国家机构在法律设定的权力、职责范围内,按照法定的程序     

改进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方式

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是党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就意味着要改进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方式.从理论上看,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政治与法治、政策与法律的结合,因而,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具有理论依据.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方式主要包括党对法治建设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组织领导.为了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应当从多个方面改进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领导方式.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国百年法治文化的第三波

法治文化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兴起的百年中国的法治文化大潮,依次涌现出了三股此起彼伏的波澜。法治文化的第一波,是20世纪初期开始的国家主义法治理念,其核心价值是国家富强。第二波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自由主义法治理念,其核心价值是个人自由。2006年正式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超越于国家主义法治理念与自由主义法治理念的法治文化形态,代表了中国百年法治文化的第三波,其核心价值是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百年中国先后兴起的三波法治文化大潮,其演进规律,恰好体现了百年中国的法治文化从"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的辩证法。     

喻中：国家、社会、公民的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内容上看，协调发展包括若干不同的侧面，譬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协调发展，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协调发展，等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协调发展还应当体现在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应当努力实现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的协调发展。     

行政权的性质与政府的角色

行政权的性质是行政法学理论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在反思已有的研完成果的前提下,有必要根据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从理论上重新建构行政权的性质.行政权既有执行性,也有自主性;既有强制性,也有协商性;既有公共性,也有自利性.对行政权性质的准确理、为政府角色的准确定位提供了理论基础.政府既是被动的执行者,但也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行为者;既有强制性,但也要突出其作为协商者的角色;既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但也要警惕它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法律与空间

空间的法律意义与法律的空间属性，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主题：不同的空间范围与不同的法律形态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把空间范围划分为四个层次：社区、地区、国家、世界，那么，它们分别对应于四种不同类型的法律：风俗习惯法、地区性立法、国家制定法、世界共同法，由此，形成了法律的四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