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七通舒治疗缺血性脑卒中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系统评价

目的 系统评价三七通舒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按照一定的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在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重庆维普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上检索三七通舒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关文献，检索时间截至2012年7月。系统评价文献方法学质量，提取资料，运用Review Manager 5.1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共纳入9篇文献，9篇文献之间无明显异质性（χ2=10.20，自由度=8，P=0.25，I2=22%），比值比=3.34（95%可信区间（2.30，4.84）），Meta分析结果显示试验组与对照组在疗效方面有显著性差异(P<0.01)。结论 三七通舒治疗缺血性脑卒中临床效果明显优于常规治疗，值得临床推广。     

社区志愿服务品牌建设：经验、问题与对策--以W市“一米阳光”为例

推动社区志愿服务品牌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W市“一米阳光”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以宣传报道为手段、以适应性学习为策略，快速实现了从服务到品牌的转变，但其品牌建设也存在着依靠政府推动、服务形式化、品牌美誉度不高等问题。推动社区志愿服务品牌建设应厘清政府的职能与角色，提高志愿服务机构的供给能力，强化品牌美誉度建设，并慎用品牌延伸策略。     

坚守创建“持久战”

在西园街道七里塘社区,只要一谈及文明创建工作,从社区工作者到辖区百姓,对我都非常熟悉。因为,干创建出身的我与这块难啃的"硬骨头"打了多年交道,深知这项工作的不易和重要意义,尤其是当选为蜀山区三届人大代表后,我更是对选民许下承诺:创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需要长期坚持的努力和付出,我会时刻绷紧这根弦。七里塘社区"老旧三无"小区较多,居民生活区硬件设施落后加之居民     

加强对干部非正式群体的引导监督

干部非正式群体是一种由干部情趣一致或爱好相仿、利益接近或观点相同、彼此需要等原因，自发或自然形成的、以心理或情感力量维系的人数弹性较大的群体。其实质就是干部的“交际圈”，是干部“八小时之外”的重要表现之一。干部非正式群体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可以起到推动作用，也可以成为一种阻力。当前，认真研究、正确对待、科学引导干部非正式群体，对切实加强干部管理监督、推动各项工作开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干部非正式群体的主要特征形成的自发性。干部非正式群体通常都不是由哪级组织或哪位领导者有意组织或精心安排…     

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新时代十年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变革与未来展望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守正创新，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基本实现了“碎片管理”向“系统治理”的体系变革、“凭人管理”向“依法治理”的逻辑变革、“行政管理”向“综合治理”的手段变革、“末梢管理”向“源头治理”的环节变革，社会治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在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坚持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将“加强社会力量的培育管理”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终方向。     

我国危险驾驶罪立法的比较与借鉴

危险驾驶行为对我国交通安全造成重大危害,需要刑事立法进一步规制。发达国家对此有成熟的危险驾驶犯罪体系规定,与之比较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危险驾驶罪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需要进一步完善危险驾驶罪的规定。     

网络有组织犯罪的组织进化与治理转型

在当前网络空间,有组织犯罪的“组织性”趋势在网络技术的加持下日益增强,并且其组织结构、犯罪参与形式以及组织控制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增强了犯罪行为的隐蔽性、扩散性和危害性,导致有组织犯罪在网络空间中面临更大的治理困局。现有的刑法评价模式应该在节点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倡契合有组织犯罪当前特征的有机体论,将网络犯罪组织评价为功能成熟的犯罪有机体,并依据犯罪组织的进化方向确立多中心的犯罪参与行为评价机制,制定轻重有序的分类甄别治理方案。在治理机制层面,应当坚持“技法结合”与分阶段治理,重点治理不可替代的核心节点,并将治理范围逐步延伸至上下游的辅助节点,逐渐实现全链条治理。在治罪方法层面,应当将治理重心从外围犯罪转向核心犯罪,并实现对具体节点的穿透性治罪。     

“但书”出罪运行机制实证研究

囿于立法规定的模糊性，刑法理论有关“但书”出罪的研究已经陷入了瓶颈，在司法层面探明“但书”出罪的运行机制，对于反思立法和验证理论尤为必要。实证研究表明，“但书”在轻微犯罪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出罪运行机制，从宽情节与行为人犯罪后的表现成为出罪与否的重要考量因素。受类型性有罪司法推定的影响，“但书”出罪机制在抽象危险犯中无法顺畅运行，加上定罪免刑机制与之相互竞争，挤占了原本属于“但书”出罪机制的适用空间，使轻微犯罪的出罪体系存在漏洞。基于“但书”在出罪体系中的应然定位，应当在立法上增补新型出罪事由，以分流“但书”溢出的出罪压力，在司法上构建抽象危险犯“但书”出罪的类型化规则，并细化规定“情节显著轻微”与“情节轻微”之间的差异性与梯度关系，从而充分释放“但书”的出罪潜力并有效防止其被“善意滥用”。     

青年钱锺书与辣斐德路亭子间——《谈艺录》之诞生

钱锺书何以能在1942年沦陷于日寇铁蹄下的上海辣斐德路亭子间里坚持完成其学术里程碑《谈艺录》，原因有三：一是早年受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启发，他认定古典诗歌研究是值得托付并必须坚守的人生志趣（即“基本自我”之“自由诗心”）；二是因开朗性情，他热衷于表演、表现其才华与研究成果（即“基本自我”之“讲台情结”）；三是如柏格森所言，任何基本自我总会受到外界困境挑战，而获得幸福与自由的唯一方式是在困境下坚守自我，钱锺书接连在蓝田国师与辣斐德路亭子间遭遇困境，但在个人坚强与友人建议的双重作用下，他转而将研究与表演欲专注到笔砚间，完成了“角色蜕变”，终达成个人学术的首个巅峰。     

论数据犯罪的立法重塑

当前《刑法》所规定的数据犯罪主要源于前数字经济时代，所保护的数据类型及对侵害行为的规制皆无法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需要，对既有规范的刑法解释亦无法实现对数据法益的妥善保护，立法断层与司法瓶颈并存。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为刑法介入数据保护划定了合理界限，值得刑法保护的数据应被限定为《数据安全法》等前置法所特别保护的重要数据，一般数据不宜过早地被纳入刑法保护范畴。承载私法益的个人数据和企业数据能够通过《刑法》所确立的关联犯罪得到妥善保护，没有必要通过增设新罪予以重复保护。基于对数据犯罪立法的体系性考察，建议增设非法处理重要数据罪，以衔接《数据安全法》等，弥补对关乎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重要数据的保护空隙，同时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必要的立法扩容，以回应实现全流程规制非法处理个人信息数据行为的实践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