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绩效管理中的人本模式构建

提高政府管理绩效一直是行政管理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传统的绩效观对人本思想的背弃 ,导致了政府管理的低效。政府管理人本模式是对传统效率观的超越 ,是政府人本绩效理念的回归。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 ,本文从政府理念、政府体制、政府人事管理和“第三部门”的发展等诸方面构建政府绩效人本模式 ,同时对现实中政府绩效管理模式的实施进行思考     

社会创新的方法:从评估切入

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而评估是推动社会创新的重要动力和手段。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评估之于社会创新的推动作用,然后在回顾和总结国外社会创新评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照中国现实,提出我国加强社会创新评估体系建设若干思考和建议。     

新时代领导干部决策能力提升:现实约束与路径选择——基于认知-价值-制度的视角

新时代领导干部决策情境和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而对其能力素质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逆境中的决策增多、利益再分配决策增多和执行中的再决策增多是新时代领导干部决策情境的三大特点。因社会变迁引发的认知冲突、价值冲突和制度冲突是新时代领导干部决策能力发展的现实约束。如何因时制宜、辩证认识上述三种冲突并在实践中取得恰当的平衡,是新时代提升领导干部决策能力的重点和难点。为此,必须从苦练内功、开门决策、依法决策、技术赋能等方面着力。     

论我国地方政府政策创新能力的提升

不断提高政府的决策创新能力,促进政府政策创新的展开对我国政策过程、政府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受政策主体、政策资源、政策体制和地方政府政策自身特点等多方面的影响,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政策创新受到极大的限制。提升我国地方政府再创新的对策有:造就高素质的政策主体,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策体制,开发并整合地方政府现有的政策资源,形成并发展促进政策创新的激励机制,营造促进政策创新的社会和组织环境。     

西部民族地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难点和切入点

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的职能转变，既要符合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总的方向和要求，也要符合民族地区现阶段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际需要。民族地区政府的职能转变理应分层次有重点的进行，合理界定民族地区政府的职能边界和范围，突出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突破制约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瓶颈与难点，找准职能转变的具体切入点。     

战后日本城乡一体化治理的演进历程及启示

城乡一体化治理旨在纠正体制和政策的不当偏向,破除城乡分治二元结构,在缩小乃至消除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的基础上,实现均衡协调发展。战后日本经历了由城乡二元对立到一体化治理的成功转型。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健全的地方自治制度、发达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完备的支农强农和惠农政策以及完善的法律体系构成此种治理模式转型的基本动力。分析战后日本城乡一体化治理的演进历程及发展经验,对于中国现今城乡治理模式变迁、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西部大开发中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构建

一、西部地区消费者权益侵害的现状 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西部地区的代表联名惊呼:"猕猴桃喷施膨胀剂增大,黄鳝喂避孕药增肥,馒头用硫磺熏白,猪肉里注水,大米用毒油抛光……消费者还敢吃什么?"2000年,陕西省各级消费者协会共受理投诉28892件,比上一年增加10%;西安市消费者协会受理的投诉达16000多件,市质量监督系统收到的投诉高达7000多件.从投诉的问题看,由原来的家电、服装到现在的电脑、手机甚至上网,只要是产品或服务,关乎到质量,就会有投诉;并且有关服务质量的投诉也呈上升趋势,电信、交通、旅游、住宿、就餐等行业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     

公共管理变革与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的重构

从传统公共行政转向新公共管理,与政府有关的官僚制为各种经济理论和市场规则所取代,是我国公共管理变革的重要取向。这场变革对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的重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将完善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的理念系统,规范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的目标系统,丰富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内容系统,创新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的方式、手段系统。     

从治理角度看我国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塑

治理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 ,治理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 ,我国政府、公民政治准备不足 ,政府与公民互动仍困难重重。政府与公民关系重塑走一条政府主导型道路 ,成为我国政府治理中的现实选择。     

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滞阻与实现途径

社会转型时期,各个阶层利益分化和冲突加剧,在此过程中,弱势群体由于占有资源少,竞争能力弱,权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这使得农民工、失地农民、下岗职工、高校毕业生等弱势群体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愿望加剧。但是由于制度安排不合理、代言组织不到位、表达渠道不畅通等原因,他们的利益表达受阻,本文提出通过强化政府主渠道、构造社会渠道以及完善法律渠道三条途径来积极构建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实现弱势群体的有效利益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