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中亚援助实践研究——以向欧洲输送石油和天然气国家间(INOGATE)项目为例

自1991年中亚5国独立以来,欧盟就开始向中亚国家提供政府援助,截至2006年欧盟共向中亚国家提供了13.9亿欧元的援助资金。在2007年前的欧盟中亚援助政策中,尤以独联体技术援助计划(TAC IS)的地位最为突出。通过该计划,欧盟向中亚国家投入了6.5亿的援助资金,在中亚地区启动了包括向欧洲输送石油和天然气国家间(INOGATE)项目在内的一系列地区性援助项目。通过向中亚国家提供的援助,欧盟在该地区树立起了温和友善的良好形象,从而为欧盟在2007年6月出台完整的中亚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欧盟的中亚援助政策饱受来自内外部意见的各种批评,但欧盟对自身援助政策的不断反思及其援助活动的低姿态与援助范围的全面性,能为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制定中亚战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通"中之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在中亚

中亚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缘位置和对中国而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通"中之重。近年来,"五通"建设在中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进一步拓展并形成了利益交融与合作共赢的新格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涵盖多领域和多层次,整体上呈现从以点带面、从线到面逐步走向区域大合作的积极发展态势。不过,随着"一带一路"的纵深推进,中亚国家一些民众的负面认识有所体现,域外国家对中国在中亚影响力持续上升的猜疑未明显缓解,中国未来需要妥善应对这些问题。     

特朗普政府的中亚政策:继承与调整

特朗普政府继续重视维持在中亚的战略存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亚政策做出了调整。在特朗普政府致力于推动美国外交政策全面转型的背景下,美国中亚政策的调整主要受到中亚地区形势变化、阿富汗局势演变和俄美关系发展的影响。这种调整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在安全上加大与中亚国家合作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力度,在经济上缩减对中亚国家的经济援助规模,在合作对象上同时提升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之间的合作水平,在合作方式上以双边为基础,同时注重提升多边合作机制的效率。     

非正式政治力量:吉尔吉斯斯坦“革命”反对派的动员基础

吉尔吉斯斯坦自独立以来已发生了三次“革命”,广义来讲,这三次“革命”均属于“颜色革命”的范畴。但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在进行政治动员时,往往尚不具备其他“颜色革命”反对派发起政治动员的一系列“常见”条件(如发达的社交网络、强有力的政党、较高水平的青年组织等)。而在相关条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反对派依托何种力量实现高效的政治动员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为解答这一问题,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所掌握的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个人政治关系网络、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传统政治习俗成为本篇文章重点考察的因素。在三次“革命”中,这三类非正式政治力量帮助反对派实现了募集资金、召集支持者、获取舆论支持、削弱政府合法性、策反政府高层官员等一系列政治目标,成为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主要依托。运用非正式政治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得以在其他相关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于短时间内实现有效的政治动员,并最终达到了推翻现存政权的目的。     

中亚地区治理三十年:一项研究议程

2021年是中亚国家独立三十周年.在涉及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国家构建和社会转型历程这一庞大课题的反思和研究中,中亚地区的地区治理状况及其变迁是一个能带来诸多学理价值和政策启发的学术议程.空间重塑、治理实践、互动规则、象征政治四个方面是中亚地区治理及其变迁研究中需要特别予以注意的四个维度.从这四个维度予以考察,大体能勾勒出中亚地区治理变迁的大致轮廓及由此衍生的地区秩序类型.不过,这几个维度是涉及中亚地区治理的"骨架",而要描绘出其"血肉",还需要对其中的几个重点议题予以深入分析.这些议题包括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动力、中亚地区秩序的特征及其变迁、中亚地区治理的主要领域及对地区秩序形成和维持的影响、各治理主体在中亚地区秩序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策略.对涉及中亚地区治理的四个维度和四个议题进行细致考察,有望能较为清晰完整地把握三十年来中亚地区的治理状况、变迁轨迹及其发展方向.     

春秋战国时期存在“国际法”吗?

春秋战国时期并不存在产生国际法的条件,原因在于春秋时期诸侯国正从中央与地方的宗藩关系中发生转型,但还没有完全脱离地方行政单位性质而转变成独立的国家实体;战国时期的列国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但是列国交往的本质是通过兼并战争恢复封建割据破坏的统一,所以并不存在国际关系。同时,那种认为周礼及诸子百家思想中产生和存在国际法规范与原则的观点,是对周礼和诸子百家思想的一种脱离历史语境的误读。     

“世界观问题”为什么没有成为问题?——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

世界从来都是一个世界观多元的世界。我们可以将世界观在世界关系实践——包括历史实践与理论实践——中带来各种问题的现象,称之为"世界观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很少提出并得到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世界观问题"一直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如果不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予以回答,那么中国学术界热议"天下观"或和谐世界观的意义将得不到彰显。本文从文本和逻辑研究相结合的角度,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在"世界观问题"上的态度为例,研究它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问题的原因。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天下观"和新近提出的和谐世界观的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埃及变局中的跨阶层动员

跨阶层动员是2011年埃及抗议民众成功推翻穆巴拉克统治的前提。虚拟社交网络、反政府力量联盟及其社会支持网络是形成跨阶层动员的基础,"想象团结"是导致跨阶层动员的直接原因。但"想象团结"具有临时性、短暂性、稀薄性等特征,它没有也不能保障埃及政权更替后的政治稳定。     

中亚各国制度变迁的政治文化动因

独立伊始,中亚五国就确立了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宪政民主政治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从单一僵化的传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变的目标,由此拉开了各国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国家转型历程.截至目前,中亚各国的体制变迁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鉴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惯性的存在,尤其是中亚政治文化传统所具有的滞后性,无论是对于中亚国家的政治改革,还是对于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各国传统政治文化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总的看来,中亚以脆弱性与易变性、分裂性与断裂性、专制性与对权威的顺从性为特征的政治文化传统,成为影响各国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变迁的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