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参与的基层实践：农民自治组织的培育及其发展困境

提要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管理上具有参与多元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经济力量的成长对政治权力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农村民间组织尤其是经济合作组织大量涌现，其发展势头日益上升，逐步体现参与和监督精神，有助于公共性的发扬，为农村公共社会的培育构造着新的组织网络。     

三管齐下──香港廉政公署反贪污措施

三管齐下──香港廉政公署反贪污措施庞明，王春英香港廉政公署的全称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它成立于１９７４年，在组织结构和反贪污方面可谓匠心独具。廉政公署以廉政专员为首，下设执行处、防止贪污处、社区关系处等三个职能部门，分别负责反贪污工作的事后惩治、事...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伟大转换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的不断思考中,在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对比反思中,在30年实践的艰辛探索中所取得的。在改革开放所呈现的日益繁荣的社会表象的背后,其所内涵的深刻转变在于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伟大转换。这种转换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给中国带来的革命性变革,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参考,甚至给资本主义完善自身也提供了借鉴。     

《公务员法》的反腐倡廉功能

反腐倡廉作为我国目前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点工程首先对我国公务员的规范化管理提出了要求。2005年4月通过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正适应了这种要求。作为我国首部干部人事管理的综合性法律,《公务员法》将“勤政廉政”作为主要的制度设计理念纳入总则并贯通全篇。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公务员法》针对我国公务员队伍中目前所存在的“职业道德缺失”“以权谋私”等问题,从公务员管理的各个环节建立起更新、激励、保障和惩戒机制,重塑了公务员的价值体系,规范了公务员的行为,从不同的方面贯穿了“反腐倡廉”、“勤政廉政”的精神。     

中国与美国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

政党制度是伴随着政党的存在和发展而产生的,是政党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而美国的政党制度主要体现的是两党制。中美两国政党制度截然不同,各具特色。从社会历史背景、政党组织结构类型、政党主要功能、政党与政府的关系及政党与政党关系五个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意在体现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对他国经验借鉴的重要性。秉承包容、开放的胸怀才能不断开拓政治视野,取长补短,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服务。     

灾后重建中的党群关系与利益矛盾化解机制——以四川省汉源县统筹灾后恢复重建和库区移民搬迁安置为例

党群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互动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尤其在"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区党群关系呈现新的复杂特点,存在着产生对抗性的潜在因素。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贯穿到实践中,仍是一个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汉源县灾后重建与库区移民安置工作的统筹并进,为基层社会构建利益矛盾化解机制提供了有益借鉴。     

对前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反思

前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重大挫折,其中的教训惨痛而深刻。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总结其失误,必能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提供借鉴。     

浅析权威主义对俄罗斯思想道德教育的影响

权威主义在俄罗斯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是俄文化传承中搭载的一个重要精神元素,是解读俄政治文化策略的重要切入点。作为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的思想道德教育,无论是在沙俄、苏联,还是在后苏联时期,其价值取向、方法策略都深受权威主义的影响。虽然权威主义很容易演化成专制主义,打压、泯灭人的个性,但是其对思想道德教育的积极效用也是不容置疑的。他为人们形成统一的民族文化认同,建构社会良好的思想秩序,进而形成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以保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夯实了思想基础。     

西方国家权力结构的演变

西方国家权力结构的演变王春英近代西方国家的权力结构，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以分权制衡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西方各国经济、政治情况的不同，分权制衡原则的内涵和形式有所差异，它所确定的权力结构也相应地有所变化。（一）分权制衡作为政府...     

人类社会历史文化视域下的发展和科学发展

发展和科学发展不仅是一个应然问题而且是一个实然问题。人类的发展是怎样开始和进行的,人类对于发展是怎样理解和认识的,都有一个历史的即实然的过程。从历史的和实然的角度看,当前人类发展处在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的阶段。两者的生产力基础都是工业化,并以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思维方式,所以两者并无本质区别。中国30多年的发展把这种发展的成就实现到极致,也把这种发展的问题暴露到极致,中国的发展敲响了传统发展的丧钟。但要实现发展的转型和科学发展,必须从历史观的高度建立新的文化范式和厘清发展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