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石

金秋10月,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七大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次盛会贯穿着一个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回首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无数志士仁人为中华之崛起上下求索,力挽狂澜,在艰难、曲折、奋进的历史长河中,终于寻到了一条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先进潮流的现代化航程,那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历史的选择。恩格斯曾云,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就是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向全世界宣告了我们的伟大旗帜,展示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前景。这面旗帜犹如光芒四射的一轮红日,千舟竞发的广阔大海,令众多青年学者激情澎湃,意气风发,对建设伟大祖国的壮丽明天充满信心。本期,我们特选择7位青年学者的笔谈,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意义。     

合法性与苏联政治的嬗变

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合法性资源。在苏共执政的 70多年历程中 ,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模式也历经变革。列宁时期 ,苏共执政的合法性主要依靠意识形态来证明 ;斯大林时期 ,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处于一种矛盾状态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 ,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 ;戈尔巴乔夫时期 ,苏共欲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 ,却导致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 ,并最终导致苏共丧失了政权。     

论苏共执政模式的特征

苏共执政模式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它们是：依赖于意识形态，并以善恶二元论的形态表现出来；人治的而非法治的；以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为主要手段；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色彩浓厚。这对苏联的政治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论当前我国农村的稳定问题

农村不稳定问题是伴随着我国改革深化而出现的。经济利益分化、城乡差距拉大、流动人口增加、基层组织涣散、干群关系紧张等是造成农村社会不稳定的原因所在。要防范并化解农村不稳定问题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入手 ,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     

当前中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特征

关于当前中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现象,从三个方面概括,具体表现为九大特征。从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本身看,他们多与冲突事件本身无关,多属于拥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较少的弱势群体,而且他们或多或少具有了“类意识”;从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性质上看,它首先是一种利益冲突,其次表现为官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且具有利益集团冲突的性质:从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发展态势上看,它具有损害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趋势,具有“升级换代”为“直接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且呈现出泛化的态势。     

中共执政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功能及其限度

在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之中,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是重要内容之一.它时中共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对确立中共追求的社会主义政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旧社会"负面合法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以营造出民众的阶级意识、阶级苦难意识、翻身意识,从而在民众对旧社会的恨的基础上,生发出对新社会的爱的情感.旧社会"负面合法性"作用的发挥,因受时间和统治绩效的影响是有其限度的.在正确认识旧社会"负面合法性"的功能及其限度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其他类型的合法性资源对中共执政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的内在意蕴

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论述有着严密的生成逻辑、系统的话语体系和深厚的内在意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的理论自觉、百年来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经验教训的历史启迪和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使命任务的现实需要,共同构成了这一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新时代大党独有难题的生发起点、实质内涵和破解之道,共同构成了这一重要论述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领导力量的巩固和增强、政党治理中国方案的实践,共同构成了这一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网络时代的微动员现象及其治理

互联网的技术特征释放了民间社会动员的可能性,微动员正成为网络时代中国社会动员的一种重要形式。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动员形式,微动员在动员主体、动员客体、动员目标、动员议题、动员方式以及动员工具等方面都显示出与传统社会动员差异甚大的结构性特征。微动员的影响具有流动性,它在破坏甚至颠覆网络空间秩序的同时,也可能重构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它可以对政府公信力、国家政治安全构成威胁和挑战,也可以维护、巩固甚至强化这些既有的政治安排。因此,现阶段国家应重视这一现象。为积极回应和有效治理网络时代的微动员,国家至少应有针对性地加强规范、引导、整合、协调、服务五大治理能力建设。     

用“三张清单”实现“大道至简”

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从来都是中国改革的重中之重。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将"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力度"放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能否做到"放"与"管"的有机结合,是对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考验,是对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的考验,是对政府机构设置合理与否的考验,是对政府职责体系合理与否的考验,更是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法治意识、创新意识、廉洁意识和服务意识的考验。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重要内容,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郝宇青为您解读。     

构建防治官场“大忽悠”长效机制

治理官场"大忽悠",最为根本的着力点在于加强制度建设。要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加强党纪、政纪、法纪等教育培训,加强监督检查,加强对官场"忽悠"行为的问责和惩处力度,以保证治理官场"忽悠"现象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