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陪审制在司法公信力生成中的价值考量及限度——以司法运作中的人民陪审员参与为视角

司法机关要增强司法公信力,就要使司法沟通方式能够适应社会体制转型、公众观念变化和利益调整等多方面发展的现实需要。在司法运作过程中,陪审制通过人民陪审员参与这一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发挥其通过实现实体与程序公正及陪审员与司法间的良性互动方式促进司法公信力的生成。但陪审制在司法运作中由于人民陪审员参与具有自我定位不准、与社会公众联系不紧密、缺乏社会的有效认同及无法与法官实现良性互动的弊端,凸显了我国通过人民陪审员参与所构建的陪审制在司法公信力生成中的价值限度与现实需求的缺陷。     

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困境及解决对策

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困境,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成立采取不恰当的监管手段;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民间组织缺乏有效的自我管理机制。民间组织的发展困境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化程度的提升,无法独立解决政府和市场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解决的思路应当立足于政府在有效平衡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与社会秩序的控制的前提下,制定统一的《民间组织登记法》,转变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治模式,在加强民间组织自治体制建设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监管,才能为民间组织提供有序发展的制度空间。     

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司法民主化进程的动向、困境及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公民参与司法民主化进程中存在着无序化及非理性化、缺乏制度和程序保障、体制外参与等严重影响法院独立审判的情形。必须强化制度化建设,通过规范公民的参与形式、规范媒体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及完善人民陪审制度,使公民与司法在制度框架内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保证公民参与在规范化的境况下进行。     

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价值考量及其限度

在群体性事件中,缺乏制度化的对话机制是导致公众的诉求非制度化表达的重要缘由,而民间组织以理性的特质在政府与公众之间起到沟通和协调的作用。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对于满足公众有效获取信息、实现利益整合、促进理性表达和增强民众博弈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只有将其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政治价值。     

嵌人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为视角

社会协同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过程是多重张力催生的结果。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有助于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当前,在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的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作用,通过政府一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从“就事论事”模式到“依法断事”模式——涉诉信访终结的行动逻辑探析

面对民众诉求表达与社会治理法治化之间的内在张力,涉诉信访终结的行动逻辑必须进行整体性改变。以群众工作为叙事文本的传统涉诉信访的终结机制,已经难以完全回应和化解当今涉诉信访当事人提出的诸多诉求。因而,如何在汲取群众工作所具有的沟通疏导价值优势、修正其规则与程序缺失的基础上,建立涉诉信访"依法断事"价值目标的法治化终结机制,成为信访问题研究者和实践者关注的重大问题。法治是实现社会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构建法治化的涉诉信访终结机制,就是从之前以群众工作为叙事文本的"就事论事"模式转化为以法治规则和程序为叙事文本的"依法断事"模式的行动逻辑。具体而言,就是坚持以诉访分离为前提,以有效导入为依托,以公正裁判为抓手,以案结不访为依归,建构起"四位一体"式的涉诉信访法治化终结机制。     

诊所式法律教育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的应用分析

法律诊所是一个外来名词,属于法律教育术语,英文名"Clinical Legal Education",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法学院,是在案例教学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它仿效了医学院利用诊所临床实习培养医生的教育模式。当法学教育引入这种教学方法时,便产生了"法律诊所"这一法学领域特有的名称。诊所式法律教育以其提供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用“十一个坚持”对新时代如何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行了系统阐述和全面部署,这“十一个坚持”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新时代指导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是学懂弄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抓手,必须准确把握和深入理解。具体而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包括:党法统一的政治观、以人为本的主体观、领航引行的方向观、宪法至上的权威观、国家治理的依托观、总揽全局的统筹观、治理方略的整体观、尊法崇法的信仰观。     

价值考量及限度：司法公信力生成中的陪审制度——以公众司法参与为视角

要通过公众司法参与来实现司法公信力的生成,就需要以新的视角看待当前陪审制这一制度化的公众司法参与的应有价值及其限度。在由封闭性的司法运作向开放性的司法运作转变中,陪审制这一公众司法参与模式可以有效发挥实现实体与程序公正及陪审员与司法间的良性互动,从而促进司法公信力的生成。但陪审制在司法运作中具有自我定位不准、与社会公众联系不紧密、缺乏社会的有效认同及无法与法官实现良性互动的缺陷,这又凸显了陪审制在司法公信力生成中的价值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