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事协调机构改革问题初探

议事协调机构在其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设置无据可依、“入口”控制不严，运行方式随意度过高，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撤销不彻底、“出口”管理失范等问题。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应逐步从一个“机构”过渡为一种“机制”，实现其在运行模式上的全面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的回溯、反思与展望

政府机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变政府职能是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一条主线.迄今为止的机构改革一直遵循着"带动-量化"的改革模式.未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应从"带动-量化"发展到"联动-优化",实现政府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发展第三部门、公务员结构调整、优化政府过程以及中央与地方机构改革的有机联动.     

为泰党的出世与随意的政党制度

2008年9月21日，为泰党在泰国曼谷举行党代表大会，宣告成立，成为泰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政党。自2006年9月发生不流血政变以来，泰国国内各个政党持续不断的解散、重组与结盟，一时令人眼花缭乱，其中尤以为泰党最为引人注目。     

孟加拉国政坛上的双子星

2008年12月29日，孟加拉国第九届议会选举在搁置两年后拉开帷幕，该国主要政党之一的人民联盟战胜老对头民族主义党，取得选举胜利。     

议事协调机构改革的思考

议事协调机构改革是中国政府机构改革领域中的一个新课题。议事协调机构的形成机理，主要包括政府横向间机构设置的“小部门结构”这一结构性因素，以及“单任务一泛职能”这一功能性因素。议事协调机构存在的弊端包括设置与撤销均不规范、运行方式的随意度过高、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等。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阐述的总体性改革思路指引下，改革议事协调机构的对策组合，包括从探索实行大部门体制改革、逐步限制“职责同构”、尽量不设置实体性办事机构、充分利用日常会议制度等方面对其进行“规模控制”，以及从完善制度化管理、再造运行流程、健全监督体系等方面对其展开“运行优化”。在此基础上，议事协调机构应逐步从一个“新．柏”对溏曲一种“机制”枣甥．苴在王云轩艟支E的今面转刑．     

法治、维权与维稳

当前,我国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稳定风险期,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法治是维权与维稳的结合点。通过法治实现维权和维稳的统一,要求政府依法办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使权力,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要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要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要树立法治底线,不能突破法律底线维稳和维权,同时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也就是要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一体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服务型政府概念研究综述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近年来理论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对于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在学术界还存有不少争论.虽说服务型政府一词已被大多数研究者采用,但仍有部分学者对这一提法存有异议,如有人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后通过引进西方相关学术理论形成的,明显脱离中国实际.与服务型政府同样流行的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关于两者的关系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两者是平行关系;两者是等同关系;公共服务型政府优于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优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研究服务型政府其他政府形态的关系方面,多教学者认为民主、法治、责任、服务、质量和效益等诸多现代政府形态是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方向.学者对服务型政府概念的界定呈现出"一个概念,各自表述"的局面,主要表现为从价值理念、政府模式、政府职能、实践操作和综合概括等角度来各自界定其内涵.     

加拿大保守党的重新崛起与两党政治格局回归

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流执政的两党政治格局，自加拿大联邦建立就成为其政党政治的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保守党的分裂以及改革党和魁北克集团两个新政党的崛起，两党政治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自由党获得了绝对优势地位，保守党则受到极大的削弱，一度失去最大反对党的地位。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两个右翼政党保守党和加拿大联盟合并成立新的保守党，加拿大政治力量对比再一次发生重大变化，保守党的地位得到空前加强，两党政治重新成为加拿大政党政治的基本框架。     

政策扩散理论与中国“政策试验”研究:启示与调适

要全方位提升中国政策科学的研究品质,必须在研究中有意识地将政策科学理论体系与中国政策过程实践有效衔接起来.作为政策过程理论发展中的新兴范式,政策扩散理论可以为对中国独具特色的“政策试验”实践进行学理性阐释提供一个适宜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而中国基于“政策试验”的政策扩散过程因其自身特点,亦需要对这一理论的本土化应用做出相应的调适.通过对中国以试验为内核的政策扩散现象进行长期且扎实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扩展政策扩散研究的理论版图,甚至还有望重新定义整个政策扩散理论体系.     

中国“政策试点”:起源与轨迹

"政策试点"是中国共产党在对治国理政经验进行不断总结和升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政策试点"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土地改革实践中的主动探索。在经历了各个历史阶段的不断洗礼之后,"政策试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始被大规模地运用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成为了深深根植于中国政策过程的一个关键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