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文化对文化的反作用

文化作为行政文化的生态环境决定着它的演进轨迹,而行政文化则主要通过行政体系、行政制度和行政行为影响公民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实现,在此基础上进而对整个文化系统实施反作用。社会主义行政丈化的中心任务就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作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文化体系。     

国家的城市及其限度——从政治仪轨到人民至上

在城市发展史中,城市参与了现代国家的建构,现代城市从单一的国家权力表征逐步嬗变为资本与社会的空间结果。基于工商业的快速推动,国家对于城市的控制开始松动,城市在世界范围的增长也把大大小小的城镇纳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城市体系之中。但是不受控制的、基于资本的权力同样支配了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布,进而损害了城市的核心价值。人民国家意味着人民主权,国家的城市与人民的城市拥有一致的政治目标;城市增长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高水平的城市治理和高标准的公共生活,正是这一目标的体现。而实现这一目标仍然需要国家以妥善的形式重新进入城市,在权力自我约束的前提下,以人民性统领城市性,以人民性规范城市发展路径。     

城市发展:权利外溢与治理融合

自工业革命以来,借助于产业的推进,城市日益汇聚大量的资源。人口大量迁入城市,既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权利驱动的结果。借助现代交通工具,城市向郊区蔓延,从而形成城市持续性扩张。在区域性的要素流动中,在城市乡村的人口流动中,城市的发达与乡村的衰败往往如影随形,更重要的是,这种繁荣与衰落的城乡差异背后,是城市权利的差距,这种差距阻塞了人口的空间选择,因此,权利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尺度,也是乡村发展的核心内容;无论是特色小镇还是田园综合体的制度设计,一个平权的城乡关系是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的重要支点,也是城乡人口理性流动的逻辑起点。     

城市蔓延视角下的农村治理:抵制与突围

在历史上,城市和乡村的空间分离造成了各自不同的治理形态,而工业化的冲击又使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城市蔓延吞噬了乡村治理的空间,也使城市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单边治理遭遇合法性危机,区域性治理的困境于是成为困扰城市和乡村治理的共同问题。在城市政府领导农村政府的现有体制下,城市蔓延过程中必须倡导共同治理,既要确保城市、农村的权力均衡,更要确认城乡共同发展的权利。     

社会暴力的边界控制

转型时期的社会失范行为往往引发激烈的治理反弹。事实上,社会冲突的背后是社会权力的生长。在制度化不足的转型期,社会冲突有可能演化为社会暴力甚至犯罪,从而引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状态。异化的维稳暴露了社会暴力行政控制的非理性。社会的生长本身并不简单依附国家力量,正相反,社会的力量本身成长于国家之外,并形成对国家的权力结构性约束。因此简单以政府来控制社会秩序的制度设计存在内在缺陷。而在政府转型中,应该积极向社会放权,并在法律可控的的条件下维持社会冲突妁边界控制。     

城市的回归——乡村贫困治理中的特色小镇

城市化既是一种社会运动,也是一种公共政策。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中,特色小镇蔓延的可能性已经被城市更新局部取代,但是这样的政策调整忽视了小镇在乡村贫困治理中的可能性角色。在乡村的贫困治理中,城市化往往被简单理解为农民进城务工,或者返乡建设美丽乡村。这种城市化的思维是基于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中心主义考虑的,从而忽视了城市的本质特征。特色小镇的背后不仅仅是产业和建制的争论,更重要的是,特色小镇本身就蕴含着城市的本来面目。在中国城市化的基本进路中,特色小镇既包含着美丽乡村的内在诉求,也暗含乡村贫困治理的基本逻辑。     

城市化进程中的权利冲突及权利平衡——基于族群与移民的分析视角

城市化进程会否导致族群与移民的权利差距甚至权利冲突？这个问题也许并不存在一个因果关系,但是伴随着权利意识的生长,权利发展在不同的阶段确实与城市化的进程保持一定的联系.具体而言,在城市形成、城市膨胀与城市衰退阶段,权利冲突呈现不同的鲜明特征.城市化进程伴随着族群与移民权利的变迁,这种权利变迁首先包括城市族群与移民的政治权利,也包括城市族群与移民的经济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变迁与权利交换.权利变迁伴随着城市成长和治理的全过程,城市政治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因此成为权利平衡的实现过程.     

论电子政府的属性

电子政府是电子政务与在线政府的统一 ,作为政府发展的未来模式 ,它集中体现了虚拟与真实、历史与未来、全球与本土、民主与法治等属性的统一。伴随着电子政府的普及 ,公共管理由于行政的社会化而得以加强。     

责任政党政府论析

在世界范围内,即使已经运转的政党政府体制也逐步暴露了政党代表性的丧失、功能的退化等问题,政党政府面临结构再造、功能重设的争论。责任政党政府理论的诞生与发展使政府与政党在责任履行方面有了新的沟通渠道,责任政党政府理论也为中国的政党发展和政府发展提供了新颖的研究视角,而如何在履行责任的过程中建立负责任的政党政府,于是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首要命题。     

论中国政府人研究的人性假设

国内对于政府人的研究文章并不多,现有的少数文章也多停留在探讨政府人的人性假设上,缺少更深入的发掘与研究。而对政府人的研究有必要从人性假设的应然和实然层面着手,来寻找政府人建设的中国路径。应该看到的是,中国政府人仍然不能从理论和实践上摆脱经济人假设的困扰。事实上,基于不同时期的政府目标,中国政府人的发展呈现多种属性的混合,因此中国政府人的发展并不是单一的线型目标实现过程,而是多元的环境适应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