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国家与局部治理之争下的区域政府理论

整体国家与局部治理的不同前提和政治历史的双重叙事催生了区域与政府发展的理论发展,并从治理空间、公民自由与国家正义的多重视角确认了区域政府理论。在区域政府初步发展阶段,这种治理变革不仅体现为国家治理的局部模式,也表现为区域治理的合作形态。     

社会怨恨与政治宽容——基于全面治理中的关系重建

在国家社会双重转型期,价值差异、利益丧失、社会空间压缩及公共契约消退都导致个体的精神失落,并为社会怨恨的蔓延提供了心理支持.从表面上看,社会怨恨是一种物质不足的精神失落,但是从结构上看,社会怨恨的形成往往来自正义供给的制度不足.这种不足催生了弥漫性的政治不信任,也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催生了社会个体间的疏离感,并对社会共同体的融合起到撕裂性作用.社会怨恨遵循差异比较、隐忍和单项作用的过程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公共治理: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社会怨恨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事件,社会怨恨既积极整合社会,又阻碍政府变革.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过程中,需要理性的政府,同样需要成熟的社会.     

论区域政府职能的基础与内容

区域政府职能从逻辑上看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中央政府的职能让渡;二是地方政府的职能补充;三是区域社会的选举。而从实践上看,区域政府的职能则基于人口迁移的空间转换、具体区域问题的解决及政府体系的历史转型。具体而言,表现为区域内的经济平衡职能、政治沟通职能和文化融合职能等三个方面。     

流动的公共性——我国区域政府研究的困境与超越

国内区域政府的研究试图解决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行政的双重难题,但由于忽略了中国政府的复杂形式,这一研究容易湮没在多中心治理、城市联盟、府际关系、区域公共管理等一系列的理论交织之中,从而影响其作为理论原创性的内在意义.国内区域政府经过了政治大区、经济大区和生态大区的不同发展阶段,说明了基于中央政府权威的区域政府形态的内在缺陷.因此国内区域政府的建立应当立足整体国家前提下公共性与区域性的内在统一,既体现中央政府对区域内政府的约束作用,又要体现区域内政府的自主性及合作治理的可能性.     

城市治理的区域扩散——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在中国语境下,城市治理与区域治理通常是彼此割裂的.西柏坡会议确定城市发展的优先性,基于政治优先、资源集聚等优势,城市不但形成了完善的治理机制,也形成了区域性的治理高地.20世纪80年代市领导县体制实施以后,城市治理开始进入市域治理时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以及城市治理在制度与技术方面的积极推进,完成了市域治理向区域治理的创新扩散.随着技术与制度的完善,作为城市治理到区域治理中间环节的市域治理成为消除城乡不平等和区域不平等的核心环节;同时,城市治理机制的区域扩散表明,城市、市域、区域治理并不截然分离,而是一个逐步推进的治理过程,这一过程需要以城市治理现代化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和区域治理现代化,从而实现城市治理、市域治理、区域治理的目标一致.     

不再“特许”的权利——基于城市发展的比较视角

城市的发展同时伴随着权利的流变。从雅典时期到罗马时代,城市的权利既包含着共同体的抽象的历史性权利,也表现为个体的具体的政治性权利;中世纪的城市复兴颠覆了罗马法和市民法对于权利的区分,在都市法的保护下,城市的历史性权利逐步让渡于普遍性的共时性权利,公共权利逐步让位于私人权利,城市政治实现了道德向法治的转型。在资本的扩张下,现代城市的崛起带来了新的空间封闭与隔离,从而阻碍了权利的发展,城市政策开始直面城市权利的重构。就中国而言,共时性的城市快速发展形成了社会问题与城市问题的复杂性交织,政治驱动的城市发展正逐步让位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同作用,城市既面临不同发展动力的交织,也表现为阶层之间的权利冲突,因此,妥善处理好城市化进程中的权利平衡,成为城市发展及其治理的有效的制度安排。     

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宏观调控

高等教育是一种产业，必须承认其产业化运行的方式。据此，高等教育市场体系应具备平等的竞争主体、完善的法制环境和畅通的价格信号等基本条件。同时，还应能有效地弥补市场本身的缺陷。这就要求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由传统体制下具体的全过程直接控制，转向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的、间接的调控，并遵循这种调控方式所要求的原则和手段。     

论城市政府的转型——基于城市蔓延的中国视角

政治学首先介入的研究对象就是城市。在当代中国,城市已经成为人们居住的主要场所,而环境、交通、住房等城市问题的出现也成为当代政治学必须持续关注的命题;同时在城市蔓延过程中,城市空间扩张与社会阶层分离带来的治理困境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将困扰城市发展与政府发展。城市治理必须同时解决城市中的政府治理问题与政府治理中的城市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城市发展与政府转型的双重目标。     

城市化进程中的权利平衡

城市化过程同时是权利共同体的形成过程。而"权利"是指与权力相对的"正当"或"正义",从本质上看,城市化进程中的权利冲突基于正义供给的差异。一个不自由的城市归根到底会缔造一个充满压迫的社会,当城市最终成为社会权利的集合而非国家权力的单元时,城市个体的权利发展与城市的权利发展才能真正融为一体。从这样的角度看,城市化进程的权利冲突的化解不仅仅停留在私权的化解,更要着眼于权利冲突背后的公权保障;在城市与公民的双向权利发展中,逐步实现城市权利主体与内容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