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徐特立外孙女80岁的心灵反思

徐舟,徐特立的外孙女,16岁就参加革命。在她80岁高龄时,她写下这篇纪念父亲黄宪章老人的文章。当我们有幸从徐舟的长子,当代著名党建学家、经济学家黄苇町那里得到此文时,黄苇町说:“母亲对自己一生的近于苛刻的反思是令人感动的。当时稿纸上泪痕斑斑,可见她对于自己在那隔断亲情的‘左’的年代曾出现的偏激充满追悔。”这篇文章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声,也是徐舟老人如月之皎、如水之澈的品质和人格的映照。本刊特将此文荐给读者,愿徐舟老人和更多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健康长寿。     

三到红岩

1944年夏,我离开南方局机关,回到成都已经两年了。这两年中,我在四川大学接触了许多同学朋友,参加了几个学生社团,但我不能暴露共产党员身份,更不能代表党去领导这些社团。全国解放后,有些同学朋友知道了我是延安去的共产党员,就要我证明他们当时是在我领导下参加了革命活动,还有的社团写他们的活动历史时,硬把我写成是发起人和台柱。这都是不准确的。在那两年里,我父亲参加了民盟,后来又参加了民建,民盟的领导人邓初民、马哲民,跟我父亲都是好朋友,他们要我加入民盟,我知道这是组织问题,我不能随便参加其他党派活动,只好婉言谢绝了。在这期间,我曾去一个川军将领家里当家庭教师,教他的孩子学习数理课程,常听他们在打麻将时骂人,似乎是在骂中央军。组织上一直没有人来接关系,我一个幼稚的共产党员,到底该怎样开展工作?虽然参加了一些学生社团,做了一些工作,但总觉得心中无数。于是,我决定在暑假期间回一趟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和请示工作。我也没有得到小鹏同志的信,也没有事先通知,就这样突然回到了重庆。但是对怎样上红岩,我还是有点顾虑,怕在上山半途中被特务拦截。正发愁间,我猛然想起《新华日报》发行部就在城里七星岗。我就在傍晚去到发行部门口,当时人不多,...     

试论发挥区级外商投资协会的作用 ——以宁波市江北区为例

随着外商投资领域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成为外资企业与政府之间实现有效沟通的重要桥梁，外商投资协会要树立服务意识，保证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创新工作方法，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合理引导外商投资，使外资经济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北京智库建设思考

<正>当前,首都正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期,科学决策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决策研究部门作为政策研究、决策选择的"智库",在科学决策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加强首都智库建设,既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保障,也是落实改革任务、实现转型发展的战略举措。当前决策研究智库建设的成效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北京的决策研究资源非常丰富。     

积分制激发农村党员新活力

“我们村的党员好哦，经常义务打扫卫生、美化环境……”站在党员积分公示栏前。彭山县江口镇永利村群众展开了热议。10月17日，是江口镇各村党支部集中公布前三季度党员积分的日子，永利村66岁的党员曾德清一早就赶到村委会，当他看到党员积分公示栏里，自己前三季度总积分100分,位列第八名时，脸上露出了笑容。     

再到红岩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被重重封锁,直到1941年8、9月间,延安才有一辆军车获准开往重庆。这一车人由宋平同志领队,去重庆的多数人似乎都是病号,当然也有一些是调到国统区作地下工作的(后来我在成都搞学运时遇到过,但都装作相互不认识)。我是地地道道的病号,延安八路军门诊部的印度医生巴苏诊断,可能是患了肠结核,动手术要有X光论断才行,当时延安还没有这样的条件。我的视力急剧下降,头疼失眠,不能正常学习(当时我在延安自然科学院预科学数理化)。我需要治眼疾,配眼镜矫正视力,这在延安也办不到。经巴苏大夫建议,我不得不提出申请去国统区治病,得到中央组织部批准,宋平带的这支队伍里就有了我这个18岁的小兵。经过沿途国民党当局的百般阻挠,我们还是在9月中旬到达了重庆红岩。我的组织关系也转到了南方局。在治病的一年里,我住在南方局机关。这是我治病的一年,也是我身心健康成长的一年。与我同车来红岩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同班同学小毛,也是党员,她是调到南方局工作的。可是来重庆后检查身体,发现她患了肺结核。组织上考虑我俩住在南方局大楼不方便,便让我们住到刘老太太的小洋楼三层的阁楼上去,阁楼是里外间,我俩一人一间。这是以前周恩来副主席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