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快了？还是慢了？——专家谈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是快了还是慢了?中国城市化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中国的城市化将为整个现代化进程带来怎样的机遇与福音?有共识,也有争论。     

重庆经验一二三

重庆的一大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干大事重庆的一个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干大事,主要是政府要解决极高的建设成本问题。重庆的土地开发成本极高,它的一个开发特点是地形变化较多。现在重庆的发展主要是向北和向两翼扩张,用隧道、桥梁、高     

重构宏观经济危机“软着陆”的乡土基础

过去承载"城市资本池"危机代价的条件,主要是乡土社会"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的村社理性机制。这个机制一旦被短期激进城市化所破坏,就很难有软着陆的条件。因此,若要防止当期宏观经济危机的硬着陆,则新的软着陆的可能性就不仅在于国家信用扩张做逆周期调节,更在于重构"软着陆"基础,即主要用于县域经济战略下的城镇化基本建设投资。若以国家投资作为城镇化的"无风险资产",则可通过中小企业落户城镇,更多吸纳外出农民返乡就业,构建新的"外部性风险内部化处置"的软着陆机制。     

没有农民谁能生存天地间——访温铁军

“不唯书、不唯上、不苟且．如实向愿意实事求是的人们报告在我们脚下这块热土上经过实践检验的感性认识。”这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中同改革杂志总编辑温铁军做人和做学问的准则。     

农村需要城镇化而非城市化

新农村建设,新在什么地方?新在城乡统筹的良性互动上。农民要成为拥有资源,有谈判权的主体主动介入城镇化。而不应该是城市过度汲取,农村却衰败。不能简单地相信只要城市化就能解决问题。城市化和城镇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城镇化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县级以下的城镇集中,在最短半径中让最多的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加大农村的基础建设、保持农舍、维护原有的农村社区建设,这是保障农村成为经济发展"蓄水池"的作用。蓄水池的"水涨水落"与经济     

农民组织化的困境与破解——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全面免除农业税政策的推行,农村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后税费时代。因其人力资本存量一般都低于外部资本的获利预期,而无力应对农村资源流出,缺乏自我发展或对接外部资本的必要基础;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乡村都面临巨大的交易成本,因此难以建立可维护的有效契约,使得无论是依靠市场还是政府手段来促使其发展的努力会面临困境。     

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

2008年西方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金融海啸次第引发的全球危机和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源于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的政体危机,或称现代政治危机;其所以引发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则可归因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普世价值,在危机爆发时直接地、显著地作用于上层建筑的逻辑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董筱丹薛翠温铁军的文章《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对此作了深入剖析。     

告别百年西制崇拜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应有新的反思。大家常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摧毁了反动的、腐朽的封建王朝。可很少有人问:自秦代构建中国大一统以来的历代王朝,难道是经典理论归纳的西方中世纪那种封建制吗?辛亥年前的清末,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还是后来被人戏剧化处理     

警惕资本过剩毁了食品安全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撰文指出，警惕资本过剩毁了食品安全。     

回归三农:破解“奥巴马—金正日难题”

奥巴马不可能把美国目前这种被主流称为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实质却是过度泡沫化的金融资本经济再改回为制造业经济。金正日领导下的北朝鲜虽然遭遇饥荒,也不可能把已经超前现代化的农业和过度城市化的人口结构再改回为原来状态。就此而言,在求助于洋、求助于城都无济于事的时刻,求助于野、求助于农或许是一个国家获得转机的重要基础。世纪之交的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生产过剩———产业扩张遇到了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继而是金融资本异化———顺应这种内生性矛盾的、与货币化加快随之而来的规律性结果。而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发生了社会结构的或者说阶级结构的变化,即在社会最大基础———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小农(简称"小资")之上,因为拥有了3亿多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简称"中资")国家,产生中资向大的垄断资本要权的斗争过程。而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是,一定得保住小农作为小资的地位,或者说保护小农土地不被外部资本抢占。而唯一可行的路径是,尽可能帮助他们形成足以与外部主体对等谈判的农民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