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证据学”走向“证据法学”——兼论刑事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

传统的“证据学”理论,不仅无法包含大量现代的证据规则,而且与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也显现出明显的不兼容性,因而应该完成从“证据学”到“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证据法学”作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可以使研究者从法律程序的视角观察、研究证据问题,使证据规则真正成为程序法的一部分。刑事证据法体系由两种证据规则组成:一是有关证据法律资格的规则;二是有关司法证明的规则。只有确立这些证据规则,刑事证据法才能通过规范法庭审判过程,进而对侦查和起诉活动发挥有效的控制和约束作用。刑事证据法不仅可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载量权,避免使作为弱者的被告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误判发生的可能以及避免司法裁判的拖延。     

证据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在中国目前的法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完全形成了“此案“与“彼岸“的两个世界.我们的学术研究不存在缺乏资料的问题,而缺少的是一种科学的研究证据法学问题的方法.对于证据立法运动、法律移植运动和思辨法学,我们要反思和辨证看待.证据法学的发展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需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必须关注中国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二是必须对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三是必须从经验和教训的角度出发,发现中国存在的深层问题和制度问题,总结出深层的结构,上升到概念化,从而提出自己的理论.     

英美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之比较

在实行对抗式刑事诉讼制度的英国和美国，控辩双方主导和控制着证据的调查和事实的形成过程，为使这一程序能够公平有序的运行，英国和美国均建立了“证据展示”制度。文章对这两个国家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比较，并指出我国修改后的刑诉法虽然增强了控辩双方在庭审过程中的对抗性，但对于对抗式诉讼制度的借鉴或移植，不能仅着眼于法庭调查顺序和方式的改变，而应将对抗式制度赖以发挥作用的程序和制度一并予以确定或设计。     

论法官的慎言义务

正近年来,法官因言论不慎导致社会舆论热议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位法官个人的言论不慎的"错误"可能产生各种负面效果,由于法官的职业特殊性,其言论自由要比普通公民和其他公职人员受到更多的制约。因此应当对法官的言论加以限制,从而促进法官内心的自律。法官的慎言义务是指法官在法律上和司法职业道德上负有谨慎发表言论的法律义务与伦理义务。慎言义务首先表     

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模式

为了实现包括量刑公正在内的刑事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本期特别策划对规范量刑问题展开了全方面的探索。内容包括构建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几个争点、两大法系国家量刑程序的介绍、构建我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的主要问题以及我国地方法院关于量刑程序的尝试等,以期引起理论和实务部门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了吗（下）——以辩护律师调查权问题为切入的分析

四、利益冲突问题 按照立法机关的制度设计，无论是法院、检察院还是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忠实于事实真相”，“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而无论是审判人员、检察人员还是侦查人员，都不得与案件或者当事人存在各种利害关系，或者存在其他足以“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关系，否则，他们就应通过回避程序退出刑事诉讼活动。     

义务本位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程序效应

作为一项刑事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犯罪事实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对于那些拒不供认有罪、推翻供述或者"认罪态度不好"的被告人,则会产生一种从重处罚的效果.尽管这一政策在指导法院量刑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却对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以及被告人的无罪辩护权具有否定作用.由此,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形成了一种"义务本位主义"的诉讼模式.根据这一模式,面对国家追诉机关的调查讯问,嫌疑人负有服从和配合的义务,以协助国家机关查明事实真相.在这种强调公民服从义务的政策影响下,所谓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保持沉默的权利、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被告人与国家的平等对抗等自由主义哲学意义上的理念,并没有太多的存在空间.     

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三个传统

最高法院几经周折设计出的死刑复核程序,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深层结构。或许,一种制度的深层结构在正常情况下往往是难以为人们所觉察的。观察这种深层结构的最佳时机,恰恰是这一制度发生变化的时刻。笔者提出实体真实探知主义、非诉讼化的裁判方式、行政化的审批制度三个外生变量,对这一我国死刑复核司法制度的深层结构进行了深刻的解析。     

实证方法的引入与法学研究方法的转型

从形式上看,今日的中国法学确实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各种版本的法学教材铺天盖地地充斥于坊间,几乎所有法学期刊都出现了稿件供过于求的局面,来自西方国家的法学著作被大规模地翻译过来.不仅如此,在"评定高级职称必要有个人专著"的学术政策影响下,几乎所有法学者都将出版专著视为自己学术事业达到高峰的标志.而无力撰写学术专著的人,也会以一两本法学随笔聊以充之.但是,法学者究竟为这个处于重大转型的社会提供了多少精神资源?那些以法律理论家自居的学者究竟在哪些方面做出了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贡献?法学家们究竟提出了多少获得社会公认的理论或者命题?还可以更加苛刻地追问:对于司法制度和法律实践中所发生的变化和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真的给予了精确的把握和令人信服的解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