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宪与行政法治的互动——以八二宪法的修改为例

从修宪对行政法治的推动来看,修宪给行政法治带来了发展机遇和伸展空间,推动着我国行政法治的进程;从行政法治对宪法的完善来看,行政法治的实践将宪政制度落到了实处,并对宪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推动着宪法的修改。因此,修宪与行政法治之间呈现为互动发展关系。     

台湾发展场外交易市场的经验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本文把台湾场外交易市场50多年进化与创新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总结出其六大成功经验:即"适足造履"、"宽严适度"、"疏堵结合"、"因柜制宜"、"夯实基础"、"支持创业".以台湾为鉴,笔者指出大陆场外交易市场的改革取向是:不断适应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的投、融资需要,把低层次场外交易市场打造成资本市场体系的基础,坚持制度先行与统一监管的原则,推进相关政策和措施的配套联动.     

关于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问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最深厚的基础在于社会公平与利益均衡,而社会中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现阶段我国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以及产生的诸多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城乡的二元分治和城市化进程的缓慢等。制度保证是实现社会公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举措。     

略论中国古代法律对天文研究的法律规制

中国古代法律禁止民间任意观测、探究、解释和传习有关星空的奥秘,只允许官方的天文机构研究和解读天文现象。中国古代法律对天文研究作出如此的法律规制,既是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的客观要求,也是"天人感应"这个流传很久、影响巨大的哲学观在法律制度上的具体体现。     

浅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明知”的认定——基于一个案例的分析

“明知”在现行刑法的总则和分则中都有体现，对“明知”的理解直接关系到能否成立特定犯罪。然而对这一主观心理状态的认识一直是司法实践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如何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笔者试从检察工作中实际处理的案件出发，探讨在检察实践过程中，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明知”。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的股东权利限制研究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股东权利限制是危机时期社会规制的需要,规制的原因包括维护金融稳定、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维护存款者的市场信心和预防股东道德风险发生。但股东权利保护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这就在"限制"与"保护"之间形成矛盾,这是银行生存的不同时期,股东行使权利正当性基础的差别造成的。因此,分析银行运行不同时期股东权行使的正当性基础,是论证银行危机处置期股东权利限制必要性的基础,同时,股东权利的限制必然影响到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主体间的权利结构平衡,故从法律规制和银行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两个方面对"矛盾"的协调提出完善的建议。     

论资产证券化表内与表外模式法律机制的融合

在表外资产证券化的内部信用增级中,是由发起人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而外部信用增级中承担资产支持债券风险的是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内外信用增级的效果如同表内模式资产证券化的投资者所拥有的“双重追索权”,而没有把所有的风险出售给投资者.传统采用表外模式资产证券化的国家还借鉴表内模式的法律机制来实现安全价值,如以“巴塞尔协议Ⅲ”和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为代表的对流动性监管、风险自留和信用评级等的安全监管,以及美国颁布的《资产担保债券政策声明》《最佳实践准则》对源于欧洲的表内双担保债券等表内证券发行的鼓励.而传统流行表内模式资产证券化的国家也借鉴表外模式法律机制来实现效率价值,如德国的Pfandbrief债券、西班牙的Spanish cédulas债券以及源于英国的整体业务证券化发行时采用特设目的机构,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破产隔离.这些表内和表外模式法律机制的互鉴实现了资产证券化表内和表外模式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