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3.0时代”背景下的“法治中国”

按照时间顺序和发展内容，可以对现代法制进行三个阶段的划分，分别用“法律1．0时代…法律2．0时代”和“法律3．0时代”来标识。当代世界，以各国的国家法、国与国的国际法和区域一体化的超国家法为三种法律形态，已经步入“法律3．0时代”。三种形态共存构成了全球法律复杂多样的面貌，三者之间的互动使得其中任一类型法律的属性、存在和运行，都会直接受到其他两个的作用和影响。我国目前面，临从“法律1．0时代”到“法律3．0时代”三重任务叠加的情形。向内，这指向从民主与法制到“法治中国”的全面建设；向外，这意味着应对、合作、参与全球性的法律秩序建设，其中包括法律规则制度、甚至原则理念的竞争。     

一九四五年上海起义计划的制订与放弃

1945年8月,中共中央曾经有过一个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但10余天后又旋即取消。关于此事,以往学者大多从苏联和舆论压力的角度解析。实际上,除了外部因素的作用之外,这一决策的变化还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即中共中央的审慎态度及其对战略重点转移的考量。这一计划的放弃,是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结果。     

犯罪热点相关问题探讨

犯罪在时间、空间以及犯罪行为类型上并非均匀分布,而是表现出特定的分布特征,即存在犯罪热点.犯罪热点具有时间性、空间性、聚集性、层级性以及动态性与相对稳定性等特征.犯罪热点分析结果为精确打击犯罪提供决策支持,为防范控制效应提供评价依据,为犯罪转移规律提供研究基础,为犯罪预警提供信息来源.     

促进广东省中心镇建设科学发展的政策建议

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是统筹城乡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是城乡发展的核心。广东省为推进城镇化特别是加快中心镇发展，出台了若干积极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要从根本上改变广东省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需要加快中心镇建设，形成一批经济发达、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环境优美、文明和谐、各具特色的中心镇，增强对农村发展的辐射和带动能力，从战略上找到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     

评析2011年度美日“2＋2”会议

2011年6月21日，美日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华盛顿举行了新一轮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会议（简称“2＋2”会议）。会议制定了新的美日共同战略目标，突出共同应对所谓“中国威胁”，讨论了加强美日同盟的新措施并达成协议。美日双方对本次会议都十分重视。2011年正值美日同盟成立50周年。更重要的是，因为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执政后，时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对等的日美关系”、“东亚共同体”等政策，被认为是“疏远美国”的政策，令美国颇为不满。日美关系缓和后，双方都希望能有一次高级别会议结束过去一段不愉快的插曲，使日美关系能回到以往亲密无间的友好状态，巩固和加强美日同盟。     

东盟工业品市场未来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总体走势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建成,意味着东亚出现了一个前景广阔又极具多样性的新兴工业品市场。对此,广西企业应了解东盟工业品市场未来发展的影响因素,把握其总体走势,为今后进一步扩展与东盟的贸易合作做好准备。     

深化非公企业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在推进非公企业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中,目前尚存在企业劳资双方认识不高、劳资双方地位不平等、缺乏有效工作载体、职工代表参与能力亟待提高、工作应进一步深化等问题。对此,天津市河西区总工会在领导力度、覆盖广度、质量深度上下功夫,明确职责,狠抓落实,积极贯彻主动、依法、科学相结合的维权观,在推动区域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上做出了有益实践。     

基于产业视角下的云南省与GMS五国贸易动因研究

本文在梳理云南省与澜沧江—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内的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贸易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方法研究云南省与五国贸易持续发展的动因。本文研究得出:云南省与GMS五国存在的不同的产业比较优势是推动双方贸易持续发展的动因之一,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云南省发展与GMS五国贸易的对策建议,包括充分发挥云南省的产业比较优势,优化贸易产品结构,积极建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体系。     

国内关于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综述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近些年,随着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国内学者对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从整体理论内容、主要代表人物、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三个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了一个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术群,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为我们进一步从其他角度深入探讨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参考。     

媒体与侦查关系的相关研究

侦查活动和媒体之间是契合与冲突并存的矛盾统一体,它们既有追求目标(正义的一致性、效益追求)的互补性,又具有基础理论(信息公开和侦查秘密)和保护利益的对立性.研究媒体与侦查的关系有利于从立法规范、侦查机关自身制度与素养的建立与培养、司法救济途径等方面探讨公安机关和媒体之间理性关系的构建,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