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益机构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

德国的特别权力关系及其修正理论、英国的公共职能理论、法国的公务理论和美国的多元标准理论为法院判断公益机构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我国的授权理论在判断公益机构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问题时缺乏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充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确定公共职能理论作为判断公益机构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之理论 ;确立限制公益机构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标准以及修改行政诉讼法若干条款以适应公共职能理论 ,从而为人民法院判断公益机构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提供解决途径。     

我国应急性警察行政权制度之创新

在各类突发性公共事件的预警和处置过程中,公安机关的应急功能是其他行政机关所不能比拟的．然而,我国应急性警察行政权存在重突发公共事件处置阶段的应急性权力、轻突发公共事件预誓阶段的应急性权力;重规制型应急性权力、轻服务型应急性权力;重封闭型应急性权力、轻开放型应急性权力等缺陷。导致这种缺陷的原因是:包括人民警察在内的行政执法人员的应急性管理观念尚未完全形成, 警察应急法制的发育不充分和学术界对警察应急权研究的滞后。完善我国应急性警察行政权制度应当以系统的方法,运行现代国家应急管理的基本原理,具体包括预警制度、处置制度和事后恢复与重建制度,每一种制度又有若干基本要素所组成。     

现代民主宪政国家应对危机之道——评罗斯特的《宪政独裁——现代民主国家的危机政府》

罗斯特的宪政独裁理论是为了解决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所具有的如何在维护宪政和民主原则的同时,又能成功应对危机这一可怕的悖论。他提出合宪的政府也可以是独裁的政府的理论,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解决危机的传统理论的反动,也与法西斯的独裁理论迥然不同。他的理论是对罗马共和时代以及世界上四个主要民主宪政国家———美、英、法、德应对危机的制度经验的总结,具有深刻的历史基础。为防止独裁权力滥用问题,他设计了宪政独裁的11项标准。罗斯特的理论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危机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我国紧急权力法制化也有启示意义。     

论我国行政法发展的分析模式

模式分析方法是推进我国行政法向纵深发展的新方法。构成分析中国行政法发展的模式主要有: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单向与双向、权力与关系、消极与积极、制约与激励。中国行政法发展趋势是:以公共行政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以双向作为行政权力作用方式、以关系作为行政法学研究分析视角、以积极作为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作用和以制约与激励机制的有机整合作为行政法机制。     

论我国高校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之优化

我国高校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面临"违法性"的困境和"虚化"的困境。产生困境的原因是,我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高校管理者将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及与之相匹配的应急预案体系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应急管理及与之相匹配的应急预案体系等同起来,尚未从法理角度深刻认识到因高校应急管理与国家行政机关应急管理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从而需要一种不同于国家行政机关应急预案体系的现实。优化高校应急预案体系需要遵循相对自主性原则和依法行政原则。以此为基础,高校应急预案体系需要对分级制度、分期制度、救助性应急措施制度、限制性应急措施制度和保护性应急措施制度加以重新规定。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学顾问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学顾问的合法性危机既体现在"作为行为"中,也体现在"不作为行为"中,突出表现为社会对其作出的风险评估结论持不信任态度。原因在于:科学顾问缺乏科学上的卓越性和独立性及其活动缺乏透明性。需要设计公正和科学的科学顾问成员的遴选制度、广泛和有效地支撑其开展风险评估工作的网络体系、精密和完整的利益声明规则、合理和全面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活动的公开等制度来有效克服科学顾问的合法性危机。     

“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学理解读

作为一种新的程序形态,“第三代”行政程序是为了回应行政国家的新面相——从国家为中心的行政到全球行政与国家行政并重的行政、从集权主义的“命令-控制式”行政到合作主义的“伙伴-平等式”行政以及从消极执行法律的行政到积极管理社会的行政——而兴起的.与“第一代”和“第二代”行政程序相比,虽然“第三代”行政程序并非要完全取代它们,但在程序本质、关注焦点、行政模式、规制方法、信息收集和处理、私人行动者角色等典型特征上,它都体现了自身的特色,因而超越了“第一代”和“第二代”行政程序.在行政的真实世界里,欧盟战略性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美国的协商制定规则程序等都可以作为“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制度原型.我国将来行政程序的法典化以及单行行政程序法或其他行政程序制度的设计也需要有效回应行政国家的新面貌,更多地注入“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元素.     

恐怖主义时代的紧急状态宪法 布鲁斯·艾克曼理论的价值及其面临的挑战

<正>"恐怖分子最主要的危险不是民主国家无法打败恐怖分子,而是民主国家将做得过好,从而变得不再是民主。这一过度反应将导致社会变得残暴,这种残暴不仅仅会使"潜伏"的恐怖分子转变为"显现"的制度性恐怖,并会使使用暴力成为解决争议的合法形式"。     

极端事件的风险恐慌及对行政法制之意蕴

本文运用心理学知识,分析了公众对极端事件的风险会产生恐慌性认知;运用决策学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包括恐慌在内的情绪在公众的决策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机制和机理的角度剖析了极端事件的风险恐慌能够阻碍公众,甚至整个社会对风险的严重程度做出理性判断。以此为前提,阐述了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当行政机关对公众的需求进行有效的回应成为其管理的合法性基础时,其所制定的为防止极端事件不再发生的行政措施会出现非理性的情况,为确保行政措施合法性,就需要对行政法律制度进行变革:包括建立一种长效的风险治理与评估机制,以便对公众的要求加以反思、评估和过滤;通过规则来限制行政措施的过度性;通过"日落条款"来规定行政措施的适用期限;通过补偿机制来确保公正,同时增加行政措施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