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政府与市场再思考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需要适当的制度基础,尤其是需要适当的经济自由和产权制度基础和法律基础。本文将探讨这两个方面的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还将探讨在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方面政府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在建设市场经济制度的进程中,政府的确应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程序上,我们首先应该思考市场能够做什么,而不是问“政府在哪里”,“政府为什么还不管管”,我们必须首先用足市场,我们需要有求于政府,但也应该慎求政府,不要事事首先想到求助于政府,否则政府的能力再大,也会不堪重负。     

安全生产与政府治道

法治政府,强调的是法的权威,而不是级别的权威。安全生产需要良好的法治基础,而不是需要管理机构升格和级别竞赛。     

透视社会危险行为

9·11事件之后,人们不断谈论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危险,各国政府也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加强各方面的安全保卫工作,以防类似事件的发生。可惜的是,人们对社会危险的研究却很少。这也难怪,因为主流经济学家一般假设人是理性的,人们通过理性的互惠行动,使自己的福利最大化,同时也实现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在当前,了解一下公共选择学家、部分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行政学家的相关研究,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社会危险行为,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权力的边界是个人的权利

中国不缺乏权力的自信，掌握权力的很多人非常有自信。很多人掌握权力之前不知道权力能做什么，战战兢兢，没有自信。但干着干着，时间长了，就越来越有自信，因为自己的身份就是权力。所以在权力的位置上，时间越长他越自信，穆巴拉克（埃及前总统）对自己的权力超级自信，即使他被关到笼子里去后，也认为这个国家需要他，如果没有他，这个国家会乱。     

现代治理的基础是权利而非权力

传统上一般认为，统治是一帮人和另外一帮人的、基于身份的一种统治，有一种是没有身份的，叫僭主，统治者有合理的身份进行统治。这是过去的一种定义。也就是说，对国家来讲，有统治才有秩序；对经济来讲也是，如果没有统治的话，市场经济也没有秩序；对公民社会和个人生活也一样，比如国家没有强力统治，个人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不良消费、不良嗜好、不良行为；甚至在科学家层次也是，如果没有国家的统治，很多人甚至连身份都没有。     

腐败惩治与制度变革——远华案的制度分析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逐渐深入,许多大案要案纷纷浮出水面,许多贪官污吏纷纷落马。最新的典型就是闻名海内外的远华案。最近,远华案的主要案犯都已经法院判决得到应有的惩罚,有的判死刑,有的判无期徒刑,李纪周已经被开除党籍、撤销所有公职,正在接受司法机关的审理,不日也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腐败大案水落石出,案犯纷纷得到惩罚,痛恨腐败的人无不拍手称快。大快人心之余,许多人都认识到,除了采取法律手段,严厉打击腐败分子之外,还需要通     

公众相信政府的四种境界——政府公信力的成长之道

靠愚民政策赢得的公信力,是虚假的,属于公信力泡沫,一旦政策失败,泡沫就会破灭,政府公信力就会降到最低点,导致公信力的信念危机民众相不相信政府,关键在于政府是否具有公信力。有了公共信用,政府从政治上来说,就拥有了足够的合法性资源;从道德上来说,就有了很好的道德基础;从经济上来说,相当于有了社会资本,可     

湖州“警务广场”创新的制度意蕴

社会转型使政府公安部门处于社会不满和冲突的最前沿，面临巨大的压力。湖州市“警务广场”行动实现了警民零距离沟通．公众治安满意度大大提升。“警务广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警民互动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内蕴着警务理念、警务技术、治安治理方式和警务制度“四位一体”的复杂性创新，这种复杂性创新不仅适用于公安部门，而且对整个政府改革和创新都具有深刻的启示。     

制止“乱罚款”重在良性制度

“执法经济”意味着公共权力的异化,意味着公共权力沦为了部门及个人敛财的工具。其结果是,守法公民和企业的利益受到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受到损害     

“囚犯的难题”与“地方主义的泥淖”: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思考

当代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地方主义现象可以借用“囚犯的难题”博奕模型来分析。分析的结论是,在全局性的事务方面,若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权威,地方政府微观理性的行为必然导致宏观不理性的恶果。为了尽可能减少宏观环境恶化对本地区的不良影响,理性的地方政府采取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措施,并进而陷入了地方主义泥淖。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就必须在制度上确立和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改变导致地方主义泥淖的博奕结构中的奖惩机制,在制度上促使地方政府行为自觉地摆脱地方主义的泥淖,选择走向合作的策略,为共同解决全局性事务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