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机构编制管理:战略定位、辩证关系与改革路径

机构编制管理关系到行政成本的高低和行政机构的效能。机构编制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在于编制配置不科学、不合理,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新时代的机构编制管理需要站在治国理政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平衡“管牢”与“管活”双重目标,处理好事业发展需要与总量控制、“条线”要求与编制管理整体、短期成效与长期成本、编制增加与编制减少、编制管理部门收紧与财政部门宽松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保障、全盘统筹、规划引领、观念更新、机制联动等多维度改革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环境治理的制度创新与逻辑——以山西省为例

山西是中国生态环境破坏的缩影,也是环境治理的典型个案。环境属性、行动者以及制度与技术提供了理解山西环境治理的逻辑框架。面对地方保护主义、信息不对称、环境执法权力分散、执法手段单一的传统困境,山西通过在环境监管领域实施绩效考核与问责、区域（流域）限批以及公民参与监督,创新监管制度;在环境执法领域推行跨部门联合执法、环境执法赋权以及末位淘汰等制度设计,创新执法制度,实现环境治理绩效的改进。现行的制度逻辑在于强制和处罚,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未来的治理逻辑有赖于更多地依靠市场调节和自愿遵从的制度转型,在制度激励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寻找更完美的结合点。     

多中心、自主网络与跨域警务合作——奥斯特罗姆警察服务思想试探

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揭示：相比大城市的警察机构，地方社群控制的警察机构的产出水平更高，效率更高，更能满足公民的需要；大都市地区警察服务的生产者具有多样性，几乎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重复生产；不同层次的警察机构之间存在着丰富的关系网络，使得辅助服务被普遍地使用；机构规模的多样性和服务的不同组合，并不必然产生服务的浪费和混乱；交叉管辖背景下跨辖区警察组织的合作具有普遍性，且非正式（不成文）合作非常容易实现；警察绩效与正式合作协议的数量负相关；与非正式协议的数量正相关；绩效测量应该是一种学习更好地了解警察做什么和在其社区有什么影响效果的途径，在提出更好的问题方面比给出更好的答案方面更有用。奥斯特罗姆的理论的政策选择对于当下中国的公安警察改革和警察服务的组织具有深远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中国地方公安改革:议题、选项与逻辑

以社会管理创新为契机,全国各地推行了多姿多彩的公安改革。理解这些改革实验试图解决的现实问题、理论假设和制度选项,解释其背后的逻辑,将为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提供科学决策的经验基础和制度细节。多案例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编制和经费"硬约束"的前提下,公安改革倾向于通过组织体系变革来提高运行效率,即组织和效率逻辑成为改革的主导逻辑。零星的个案涉及互动治理来优化警务职能和社会效果,实现制度驱动的改革。未来的改革选项中,公安组织结构体系的变革依然有很大空间;社会分权和治理转型能释放社会活力以提供更多的改革选项;改革的复杂性需要考量不同逻辑选项在制度框架上的嵌套性和兼容性。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公众感知和效果评价:基于四个区县的田野观察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测量及其评价获得越来越多的学术注意力分配,但社会网络分析、文本分析和协同发展指数等测量方法主要以客观绩效和政府为中心,有意无意忽略了主观绩效和公众视角.京津冀四个区县的问卷调查和利益相关者访谈表明:协同发展战略的公众知晓率和信息公开程度存在改进空间;区域交通一体化和生态环保成效显著;协同发展对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的积极影响显著但也衍生出部分毗邻区房价过高等消极结果;教育和医疗服务一体化总体满意度有待进一步提高.由此,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优先改革选项包括构建区域性"政绩考核—财政激励"兼容机制,完善区域公共服务规划和"净财政受益"为核心的统筹衔接制度,健全区域政策宣传和信息公开渠道以夯实协同发展的社会基础.     

无政府状态、合作的困境与农村灌溉制度分析——荆门市沙洋县高阳镇村组农业用水供给模式的个案研究

免征农业税后,基层政府因财政汲取能力有限和公共服务动机的缺乏,陷入职能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农田水利建设等基本公共服务严重缺失。与此同时,因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社会资本的制约,"搭便车"行为的影响,导致农民自主治理能力的欠缺和合作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丢包袱"式的农村水利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加剧了灌溉集体行动的困境。湖北省沙洋县高阳镇村组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灌溉问题涉及农民的个人选择、集体行动和灌溉制度的演进等复杂的选择和制度问题。总结村民在灌溉制度中的合作困境,尝试进行理论阐释,探讨建立有效灌溉制度的可能性,对于扩展我们对农业灌溉制度和村民自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央集权驱动、地方分级响应与政府间合作的机理:基于京津冀的实证阐释

区域性棘手问题和相互依赖的增加凸显政府间合作治理的现实需要。不过,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和晋升锦标赛体制意味着地方自主性增长与区域协同发展之间的紧张。深入行政体系内部挖掘区域政府间合作的真实过程和内在机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央政治权威旨在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体制藩篱;地方高层通过“政治表态”积极回应中央的战略部署;地方中层因不变的压力型体制和目标责任制依旧关注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地方基层在目标责任体系中存在支撑能力不足问题。结果,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主要根据成本收益分级分部门响应。为提升政府间合作的有效性,相关的改革选项包括根据城市功能定位建立差异化的政绩考核和区域财税激励兼容机制,明确将区域协同发展的职责赋予特定政府层级,建立多样性的非正式制度以积累政府间合作的信任资本,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的作用。     

湖州“警务广场”创新的制度意蕴

社会转型使政府公安部门处于社会不满和冲突的最前沿，面临巨大的压力。湖州市“警务广场”行动实现了警民零距离沟通．公众治安满意度大大提升。“警务广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警民互动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内蕴着警务理念、警务技术、治安治理方式和警务制度“四位一体”的复杂性创新，这种复杂性创新不仅适用于公安部门，而且对整个政府改革和创新都具有深刻的启示。     

编制管理软约束抑或体制灵活性:基于四个城市辅警扩张的实证研究

编制管理事关党和国家治国理政战略资源的配置,政府对稀缺的编制从严控制。然而,各级政府和部门直接或间接雇用了规模庞大的编外人员。编外人员扩张是编制管理制度被"绕过"的结果还是体制灵活性的体现,尚缺乏确切的"答案"。四个城市辅警"增长的故事"和田野调查表明:公安编制获得了倾斜性增长,但是被严格控制;地方自定编制被核准和清理;辅警等编外人员扩张是经济社会事务发展需要与编制紧缺矛盾的务实性选择;辅警存在核心业务岗位限制、编内编外比例限定、地方财政能力约束等灵活性和规范性机制。编制的精简控制与编外人员的差异性增长是中国政府治理灵活性和适应能力的体现。随着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推进以及编制资源的跨地区跨部门动态配置,利用财政预算限制编外人员总量,以及以"机器换人"来适度替代编外人员成为编制管理改革的重要选项。     

跨区域公共服务探源:理论脉络与政策演化

伴随区域公共议题日渐突出,传统的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公共管理实践,许多公共事务由于涉及不同管辖区,已经超出了单一行政区划的范畴,演变成跨行政区公共服务难题。这一转变在理论脉络上体现为府际关系到区域公共治理的变迁,在治理机制上体现为整体性治理对传统官僚组织模式的完善,在政策演化上体现为从地方政府竞争到寻求合作治理的努力。跨区域公共服务的供给必将经过理论和实践探索,搭建多方合作治理的架构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