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辩平衡视野中的侦查程序改革

一、控辩平衡:侦查程序改革的重要目标自1979年刑事诉讼立法以来,控辩平衡一直是侦查程序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1979年的立法中,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不享有聘请律师辩护的权利,只能通过自我辩护对抗侦查机关。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所进步,犯罪嫌疑人从第一次被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聘请律师为自己提供法律帮助。控辩严重失衡的格局有所好转,但未根本改变。由于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法     

刑事和解制度论纲

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当今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中流行的三种解说,其中恢复正义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刑事和解制度。基于刑事和解在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方面的双重价值,应当对此制度进行合理化的借鉴,构建刑事和解的中国模式。     

秘密侦查论略

当前严峻的犯罪态势使传统侦查模式不能适应犯罪控制的需要,秘密侦查制度的法治化势在必行。秘密侦查的立法依据在于其诉讼功能和防卫功能中所体现的基本价值。以国外秘密侦查立法模式为借鉴,并以我国立法传统为根据,秘密侦查的立法应采用集中型立法模式,它包括秘密侦查措施、对象、时限、审批程序、结果处理等内容。     

秘密侦查论略

当前严峻的犯罪态势使传统侦查模式不能适应犯罪控制的需要 ,秘密侦查制度的法治化势在必行。秘密侦查的立法依据在于其诉讼功能和防卫功能中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应以国外秘密侦查模式为借鉴 ,从立法上解决我国秘密侦查制度中秘密侦查案件范围、对象、时间期限、审批程序、结果处理等问题。     

未成年人刑事污点封存配套机制研究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污点封存制度。从对过去5年被涉入刑事诉讼的353名未成年罪犯的调查表明，未成年人在回归社会过程中，污点的封存会对其回归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但要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还必须建立污点封存的配套机制，包括确立对未成年人的轻判原则、提高涉案的未成年人的素质和工作技能以及对有前科的未成年人家庭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教等。     

刑事审限:存废之争与适用问题

刑事程序中,案卷真实性较强与羁押普遍化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审限制度存在的必要。就全国范围而言,最高法院从2000年开始启动的治理运动并没有根治实践中较多存在的超审限问题,这种状况与制度改革未能同步进行有关。在制度层面,超审限问题的主要原因可归于某些类型案件、特定诉讼方式的审限压力较大,以及程序简化改革的力度不够。可行的改革思路是区分被告人被羁押与未被羁押的案件设置不同审限,对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和特殊诉讼方式的案件设置较长的审判期限,以及从配套制度改革的角度进一步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非法审讯:一个实证角度的研究——以S省为主要样板的分析

非法审讯的直接效果是获得犯罪嫌疑人对案件事实的承认,容易导致冤案的发生。侦查实践中,非法审讯经历了从肉体拷问到间接强制的发展历史,其存在依赖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侦查机关的目标考核和较高的刑事拘留、逮捕的证明标准则为其体制根源与制度症结。以非法审讯的治理为目标,应对不同强制措施之下的审讯时空进行严格限制,降低逮捕证明标准,对侦查机关的目标考核制度进行结构性调整。     

中国刑事和解的独特功能——以刑事案件“私了”问题之解决为起点的分析

对中国刑事和解的功能尚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以刑事案件“私了”这一中国本土问题之解决为分析起点,可以发现,中国刑事和解有其独特功能,它不仅有扬弃“私了”这一本土法治资源利弊的潜能,而且有沟通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以助益刑事法治建设、增强国家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大价值。     

证据动力学:洛卡德的物质交换原理和犯罪重建理论

根据犯罪证据所推断的犯罪状况和犯罪行为的结论(犯罪重建)很少能够做到精确无误。故围绕犯罪重建的课题,依洛卡德的物质交换原理讨论对物证盲目崇信的谬误,并进一步描述,当证据之间发生物质传递时,证据动力学的原理就将发挥作用,直至审判的结束。     

论派出所解决纠纷的机制--以一个城市派出所为例的研究

在对四川某中等城市一个城区派出所的调查基础之上 ,本文客观地描述了派出所对治安纠纷和普通民事纠纷的调解机制。以此为根据 ,作者从公安机关和当事人双重角度分析了派出所纠纷解决职能的正当性 ,揭示了派出所在调解过程中从纠纷解决到社会控制的功能拓展。作者预言 ,只要社会结构与犯罪状况不发生根本的变化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之内 ,上述职能的合理性将会继续存在 ;从更为久远的前景看 ,随着正式的法的社会控制的增强 ,警察机关解决纠纷的职能有可能被时间所消解。